陈雨露先生的《世界是部金融史》在总结罗马帝国的兴衰时如此说到，“繁华，终结的不仅仅是罗马骑兵的战力，还有全体公民的道德。曾经艰苦勤忍的罗马公民可以为了荣誉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惯看骄奢淫逸之后便再也离不开奢华，这是一场不可逆的棘轮效应”。掩卷沉思，道德真的会在繁荣中枯萎吗？时至今日，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类经济的繁荣绝对前无古人，而社会道德的表现又如何？我不是社会学家，但鉴于引发道德滑坡结论的事件比比皆是，社会道德显然并没能够与经济并驾齐驱。难道道德与经济真就如鱼与熊掌般不可兼得吗，人类就在经济繁荣时代注定感受不到温暖吗？高尚注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吗？
仅就道德之于人类社会发展而言，笔者斗胆提出一个结论，道德是中性的。古典的经济学派把货币比作一层面纱，认为货币尽管在短期间会刺激经济做出反应，长期而言，但传导过程完成过后，其最终对社会的产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段概念适用于道德身上，道德的温暖从来都是转瞬即逝，其力量体现在具体时空当中，例如，从宿舍到教室的路上，无论你感受到的是他人的善意抑或恶意，影响的也只是一时之心情，在新的一天到来时，太阳会照常升起，你亦会照常投入于手头的事业。而放大至整个国家层面而言，哪怕道德滑坡论是真，国家GDP照涨不误。放眼历史长河，仅就道德层面而言，孔圣人倡导的“礼义仁智信”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日的中国与同样提倡礼的周、汉又进步多少？我想我们不能不承认长期而言，道德与人类的产出是脱节的，但二者是否真如陈雨露先生所言水火不相容，而此消彼长呢，道德能否加入市场，与经济共同繁荣？
韩寒曾借其电影戏言“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愚以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人在孩童时期，因为本身不具备任何购买力而不参与市场交易，所以只考虑对错或善恶再正常不过，而年龄成熟的大人作为经济的主体，其所做的任何决定背后考虑的恐怕不止韩寒说的利弊，还有善恶对错，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利弊战胜了善恶而已。而受伤害的我们却一厢情愿地假设是非善恶被他们无情地漠视。可是换一种角度想一想，要是他们问心有愧呢？这个世界上有谁会不希望财富在增长的同时内心坦荡愉悦？不然中国商人何以如此偏爱拜佛？错只错在利弊与善恶产生了相反的映射。试想一下，如果为善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弊）而为不善则带来收益的话，世界上还会有多少人加入慈善事业？马路上因为好心扶摔倒的老人而被讹诈的话，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再伸出援手。做好事而不留名的雷锋是神而不是人，可为楷模而不可称为标准，一味地要求他人无私才是最大的自私。为鼓励善和正能量，驱逐恶和负能量，未来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在善恶和利弊之间建立正确的映射，让为善之人得到好处，让为恶之人受到惩罚，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道德定价。给做好事之人以补贴，处做坏事之人以罚款。这种方式行得通吗？答案是积极的，至少有人已经做到了一半。那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的国度，任何一位去过新加坡的人都会因为其环境的美丽和人民的友善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新加坡人的生活压力不次于他人，却能够给人以如此美好的道德形象，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度除了是花园城市之外还是一座罚款城市，而且，请相信我，绝对是现有的罚款城市再有的花园城市，因为新加坡人有大量是中国移民，任何认为他们本性如此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仅就道德水平而言，他们和我们绝对同根同源。当地人之所以对所有人都如此友善礼貌，是因为按照法律任何不道德行为都会处以罚款，人们被迫友好善良，并且在感受友好善良的温暖后更加友好，从而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针对不道德的罚款行为恰恰就是在变向地为道德定价，所以比起无聊的道德教育的作秀，真正能扩大道德行径的方式是走市场化道路。而在汉朝时期为选拔人才的举孝廉制度同样给道德放上了价码。被举荐者必须是乡里人共同认可的道德模范，品格优异孝顺，历史上曹操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官场的。可以得知的是这种举荐方式的推行，在当时极大刺激了人们的孝心，为广大父母实实在在地谋了一把福利。
由此可知，道德定价并非无稽之谈，本身其性质也符合定价的要求。根本上而言，道德就是一种服务，其供应量有限，需要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并且有着可观的需求量。所以其价位完完全全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去确定，而不是主观胡乱揣测。早些年，佛山出现一起令人痛心之事，两岁女婴小悦悦在路上数度被卡车碾压，七分钟内十几人目睹，无人理睬，最终一位拾荒阿姨才伸出援手。这起事件在当时引发热议也最终得出了道德滑坡的结论。今天，我们不妨用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一下，七分钟内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伸出援手，这本质上是效率，和收益与成本之比的问题，而解决效率问题的法宝任何读过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那就是市场化。
话到这里，我几乎能够预料到道德定价的反对者的理由，情义是无价的，是买不来的。我同意，但确切而言，我所论证的是对道德行为的定价，消费者买的是行动，是服务。而至于说情义真不真只是服务好不好的问题，可让市场自行判断。况且关于善果与善因的关系和孰轻孰重问题，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中早已有精妙讨论，笔者便不再赘述，但我相信消费者最明白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善果而已，从来评价都是论迹不论心。孔子曾经如是说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聪明理性的人从来都是认为仁对自己有利，才去做的。企业是为了改善品牌形象才从事公益活动，但这丝毫不阻碍受难者感受被关怀的温暖，市场活动就应该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正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说，“我们希望吃到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给道德定价，让道德流通，让更多人感受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