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云南（16）

杀猪饭

腊月间杀年猪，就正式进入过年的准备阶段。请吃杀猪饭，是联络亲友的一种方式，也是乡村共同体的一种存在形式。那时候，我们家请吃杀猪饭，动辄四五桌，常有七八桌的情况。村里比较近的亲戚，都会请到。年猪小一些，一顿杀猪饭就要吃掉一半，所以通常都是将猪养个两三年，养到五六百斤再杀。能否杀得起年猪，是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体现；一个家庭几年不杀年猪，就是经济地位下降的表现，这样的家庭娶媳妇儿就成为问题。一个家庭长期不杀年猪，就不好意思参加别人家的杀猪宴，久而久之，与亲友的关系就会疏远，也就逐渐脱离共同体了。那时候确实很穷很穷，一般人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肉，所以参加杀猪宴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大饱口福的快乐时光。一个家庭如果长期不杀年猪，被隔离于共同体之外，对其子女是残酷的。我和隔别家的老柱原本是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扛柴一起游戏，每次我们家杀年猪，老柱就要躲到山上，天黑很久才回家。尽管每年我都会提前约请他们家来吃杀猪饭。

弟弟每年都要买几头猪放在她岳母家养着，然后等我回去吃杀猪饭。单就吃而言，杀猪饭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不过就是吃肉而已。以前没肉吃的时候想吃肉，现在吃多了怕吃肉了。不过，杀猪宴还是亲友联络的重要形式。现在通讯方便，交通也方便，吃杀猪饭的时候，四邻八乡的亲朋都可以请到。这几年弟弟组织吃杀猪饭，我就见到了好几年没见到的老亲戚。弟弟是个江湖人士，喜欢交朋友，走到那里朋友交到哪里。今年参加他的杀猪宴的，有昆明来的，还有来自弥勒江边的。就为一顿杀猪饭，来回奔波几百公里，耗时整整一天，这是我们的理性不能接受的，可对他们来说，这很自然，这才是生活。每年过年前个把月，弟弟的日子就是在请吃杀猪饭和到处吃杀猪饭中度过的。弟弟的岳母每年杀两头猪，一头就这样吃了送了。有时候我跟弟弟开玩笑，你这是拿你岳母的勤劳来慷慨。可他岳母乐此不彼。女媳有这样的人缘，这样的本事，他们一家都很有面子。

听说我回来了，老家的表叔带信过来，说某日杀猪，请我一定要回去吃杀猪饭。我们和表叔家的关系，以前一直很亲近的，这些年疏远了。不仅仅因为空间距离的扩大，还有整个大环境变化的原因。我回老家就住在县城。现在交通方便，我弟弟又是贴身的司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老家了。等吃饭倒是花了不少时间。说是现在村里壮劳力减少了，帮忙杀猪的人不够，因此弄晚了。我以前在家的时候，青壮力都在家里，哪家杀猪，提前一天招呼一下，来十几个人不成问题。杀一头猪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还没有回来。村里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像杀猪这样的强体力活，老人干起来自然慢了很多。因为留村的青壮年太少，要轮流在几家帮忙，这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天在表叔家吃杀猪饭，总共才有三桌，实在是有些冷清。

杀猪宴冷清下来的一个原因，是杀年猪的经济意义下降了。以前很难在市场上买到猪肉，所以农家只要有条件，都要努力杀头猪，以供一年之用。现在市场繁荣，天天可以买到新鲜猪肉，杀年猪储存猪肉就不是很有必要了。现在杀年猪，经济意义降低了，更多的意义可能还是仪式意义，也就是通过杀年猪及请吃杀猪饭体现一个家庭在家族或者亲族共同体中的存在，以及通过这种仪式来加强亲族及社会关系的构建。有些家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有能力保持并提升社会地位，就愿意通过杀年猪及请吃杀猪饭这种形式进行投资。至于那些已经处于衰落之中并且没有指望改善其社会地位的，杀年猪及请吃杀猪饭的仪式价值就不存在了。杀猪宴的仪式意义的衰减，可能还与市场经济背景下亲缘关系逐渐疏远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越来越多的利益关系并被利益关系所取代。亲戚之间，可能因为一些牛吃庄稼马踏田的事情或者相邻土地的地界划分问题而闹矛盾，亲戚关系就此疏远。我姑姑一家与我表叔一家关系原来也很亲密的，后来因为牲口吃庄稼而闹矛盾，这些年就不怎么来往了。这次表叔请吃杀猪饭，就没有请我姑姑。在农村的社会关系中，亲缘关系在疏远，而朋友或者其他社会关系却有扩张的关系。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与其与亲戚发生经济的往来，不如与朋友往来。所以向我小弟弟这样的“江湖人士”，经常亲密往来的朋友要比亲戚还多。

总的来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杀猪饭的意义在扩张，而这种意义更多体现着社会交往的价值而不是亲缘关系的价值。

201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