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业革命对农业的影响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1]
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对于农业影响的论述，对于当前如何选择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在当前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庞大剩余人口，因此，参照西方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路径，让所有农民都成为工人并不现实。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之路。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实现城市化道路在于两点：一是通过计划生育压缩农村人口基数，二是通过加强教育投入的方式，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使他们具备与城市化相匹配的生存技能水平。
2.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以掠夺大量土地为基础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是掠夺土地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在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与马克思上述论点相似的现象，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农村粮食种植过程中过度地使用化肥，使农业发展严重地依赖化肥，其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土地作为从事农业种植的可再生性；二是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满足于追求GDP规模的需求，片面地改变农业用地的用途，将农业用地变为房地产开发，美其名曰“提高土地经济使用效率”。这种将可再生的用地变为不可再生的房地产开发的经济行为，表面上看虽然在短期内增大了ＧＤＰ规模，但这种ＧＤＰ规模的增加是一次性和不可持续的，就此而言，其实质上是一种对于土地的掠夺性开发。如果任由这种任意改变农业用地的行为持续下去，一旦危及到农业生产，则必将后患无穷。因此，当前在我国城市化与新农村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借鉴马克思上述观点，着力于加强可再生生产要素的培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教育等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不是片面地为了追求ＧＤＰ规模，通过改变土地用途，实现土地的一次性货币化，来达到增加ＧＤＰ总量的目的。
3.资本扩张的张力
“最后，在本来意义的工业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一定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工人之所以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3]
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张张力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本主要依靠对劳动力和土地投入数量的增量投入来实现扩张,而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本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实现扩张。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依靠以农民工进城为表现形式的劳动扩张，以及以城市化为表现形式的非农业用地的扩张，这种扩张形式明显地属于粗放型扩张模式。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瓶颈约束以及农村劳动力专业技术水平不高、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背景下，未来我国经济要实现快速扩张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走内含型扩大再生产发展之路。为此，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制造业，为内含型经济扩张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第二、通过加大职业教育等技能教育的方式，培育出能够熟练掌握先进技能的劳动力；第三、通过加强专业教育投入的方式，培养更多的素质较高的后续劳动力；第四、通过大力加强科研投入的方式，使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4.失业人口的发展趋势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4]
马克思这段关于失业人口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理论上而言，中国农村存在的巨大劳动力人口既是负担也是财富，一方面我国经过多年发展，培育了一大批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这些劳动力正处于青壮年时期，其自身生存需要消耗大量的生活资料。因此，当前农村劳动力如何使用，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基数较大，因此，中国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必将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庞大劳动力剩余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农村就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一般而言，服务业具有吸呐就业量大、资源消耗小的特点，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若在中国得到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劳动力人口过剩的问题；第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吸呐农村人口就业；第三、大力发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依托的乡镇企业，吸呐农村人口就业；第四、加强对于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第五、通过计划生育的途径削减农村人口基数，提高国民素质；第六、通过对农村子女实行免费教育的方式,提高农村下一代人口素质，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5.资本主义发展掠夺了居民的土地
“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5]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伴随着对农村居民土地进行剥夺的观点，对于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及城市化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鉴于我国具体国情以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决不能重复资本主义初期城市化、工业化的老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如果失地农民没有掌握在城市生存的必要技能，如果城市经济发展不能保证失地农民劳动力的持续再生产以及未来养老需求，则当前以城市化为幌子对农民土地进行强制工业化或城镇化的措施，短期来看会增大一个地区ＧＤＰ水平，就长期而言，一旦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其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6.经济发展中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当社会为了得到一种物品的相同的增加量而必须牺牲越来越多的另一物品的数量时，“相对成本递增规律”便发生了。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向外鼓出表明相对成本递增规律。”[6]
萨缪尔森关于经济发展中相对成本递增的论述，对于我国城市化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城市化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鉴于我国人口众多、土地稀少的具体国情，因此，在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应该适当考虑城市化与土地流失之间的关系，防止出现城市化过程中相对成本递增效应。
7.土地和劳动的竞争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土地和劳动的竞争的竞价制度会导致这种有效率的配置呢？通过地主为了取得最大地租而进行竞争；通过工人为了取得最大工资而进行竞争；通过迫使市场价格到达最低生产成本的不可抗拒的竞争力量。”[7]
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土地、劳动的竞争并不表现在产品收入分配比例的竞争上面，而是通过改变土地产业属性，使土地货币化收入最大化的方式，来获取即期收益的最大化。以土地为例，按用途分类，如果将土地作为农耕用地，则土地就是可再生资源，但是，土地所有者每年取得的收入流量很少。如果将土地改变用途，变成工业用地或房地产用地，虽然此时土地已经不再是可再生资源，但其短期之内取得的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从土地变更用途产生的超额收益在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分配情况来看，土地所有者通过变更土地用途取得的收入无疑是巨大的。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热衷于通过城市化的手段变农业用地为工业用地或房地产用地，通过这种方式积聚了大量的收入。从长远来看，由于农业用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和房地产用地，土地就变成了不可再生资源，对于以前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而言，如果不经过必要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使他们转向技术工人；如果在这些人转向技术工人之后，没有持续发展的工业或服务产业做支撑，那么，这些劳动力就会面临着能否持续生存的问题。因此，当前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不是通过卖地的方式实现存量收入、做大GDP规模那么简单，如果不能解决依附在土地上农民长远的持续收入来源问题，必将后患无穷。
8.资本集约化造成高失业
“经济发展的战略：工业化倾向于资本集约化，把工人推入拥挤的城市，并且经常造成高失业。提高农业生产率有可能需要较少的资本。”[8]
萨缪尔森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论述提示我们，在当前我国存在庞大人口基数的前提下，过度地城市化，一方面会加大发展成本，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因此，鉴于中国具体国情与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由此决定了我国城市化道路一定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当前考虑我国具体国情，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及精神消费产业的方式，来解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强化计划生育、发展教育的方式降低农村人口基数，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为我国农村的城市化准备充足的人力资源。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57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74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2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 59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7]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974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8]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 1384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