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距离（9月27日）
关键词：宏观经济 市场经济
2015年，国企改革重新成为社会热点问题，9月13日，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毅就《指导意见》的制定和实施等问题，做出解释，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加快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
在6月15日，贾春宝的文章《国企改革加速局面下的中国经济格局》中，提出了三个论断，即政策的归政策，市场的归市场；国企央企更稳健，民企外资更有爆发力；央企国企的速度会慢下来，属于市场的民企与外资的速度会提升上去。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初为了缓解垄断所带来的负能量，而将央企国企拆分，现在为了资源优化配置，实行合并与混业经营，在某些人感觉，不过是瞎折腾，但其实从更长的周期看，这种周期性的调整才是保持稳定的正确方法。
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时准备两手，而且两手都要随时能硬的起来，总是用一种原则，连孩子都管不好，连恋人都留不住，更不用说是治理企业与国家了。
任何评论讨论甚至争论，很多时候都不过是自说自话，都难以改变注定会面对的事实。改革如果是颠覆性的，就必然会触碰底线与原则，甚至改朝换代，那是要以付出无数的鲜血与生命为代价的。如果不想付出那样的代价，任何改革其实都不过是改良，原则问题是不会变的。
中国的原则问题是什么？是统一团结，是政出一门而不是人人都有施政言论，是稳定比速度更重要，即使转弯都要保证安全，即使着陆都需要软着陆，即使变局都要提前有心理准备，有相应的预案，名之曰“软着陆”。
试想中国“软着陆”的原则好不好呢？对寻求刺激的人而言，自然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希望越乱越好，乱才可以有获取利益的机会。
实际上，成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不单纯考虑自己的得失的人，都会认为，相对于变局，稳定是更重要的；相对于速度，节奏是更重要的；相对于收益，安全是更重要的；相对于辉煌，生存是更重要的，相对于英雄的标签，活下去是更重要的。
来自变革支持者的声音，唯一的倾向性是中国能放弃国有控制，而把权力放下去，做个服务型政府，投资型政府、督导型政府，做个“守夜人”，而不要在而不要在做裁判员的同时，又做运动员。
当政府在经济格局中处于决定性的作用，对内部而言，不仅会降低效率，造成浪费，而且是与民争利，甚至会形成官逼民反的源头。对外则会加大在国与国之间谈判的沟通成本，那会导致更大的浪费。
来自市场的呼声，更多的是希望国企放弃对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资产资源资本的垄断，从资源的垄断到政策的垄断，从“不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到“完全市场经济国家”。那个标签其实对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实质的改善，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比如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与绩效考核，国有企业与民营以及外资之间的融合，国有企业是姓国还是姓党的问题。
在工商领域，专门有一个门类叫“特行”，要拿到“特殊行业”的经营权，势必需要进行特殊的努力，即使贵为规模企业的老板，地方政府大员，部委的头头脑脑，都需要为授权问题而大费周折。
发改委作为“小国务院”，拥有独特的权力，成为任何地方政府与规模机构所争相朝拜的地方。因为地方政府上马新项目，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指标、特许、壳资源以及批文问题，其中自然就会存在标准设定、审批流程与相关人员的专业度、实操性、原则性与灵活度之间的取舍问题。
民营企业要想图发展或者仅仅是谋生存，要得到相应的政策都是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的。比如沪深重新启动证券市场之后就一直没停止的壳资源买卖问题，即使在2015年，一个新三板的壳资源，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卖2000多万人民币。更不用说是在主板市场以及创业板市场了。
电影电视台购买并播出节目都需要批准。在电视台播出任何节目，都是需要“批号”的，记得2000年之前，一部从海外引进的电影，没5~6万是搞不定的。而独立制片公司要想让自己出品的电影拥有在院线发行放映的资格，也是需要在得到审批并拿到批准文号之后才可以的。
所谓特许经营，是得到特殊允许才可以干，得不到特殊允许干了就是非法。从秩序制定者与维护者的角度，这叫规范。比如在接受国家管理规范下的移民就可以得到身份，而没有走正常渠道的就是偷渡，是要被遣返的。
其实理性地看，中国出现的寻租现象并不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独有的，任何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在寻找协作伙伴的时候，都会有成为连锁经营加盟的门槛与条件。
在专业服务能力之外的行业潜规则，从潜规则到显规则，再到标配，假如我们认为这种逻辑关系可以接受，就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这种特许专营制度了。诸如KFC、星巴克之类的，没有上千万是下不来的。另外比如你得到某个汽车品牌的经营权，或者你得到某项工程的施工权，是否都需要诸如保证金之类的条款要求呢？
虽然会受到资本市场、产业机构、媒体阶层、学术精英等人的欢迎，但贾春宝素来认为，其实中国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放弃国有，并让自己成为“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
关于国富还是民强的问题，从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代到现在一直在争论，已经争论了2200多年。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不用竭而民不知”，意思是“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到1945年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中国重要的工业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基本是汪伪政府和蒋介石控制的，那个时候同样面临是由民营还是收归国有的争论。即使荣德生说“若论国家经济，同志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但依然改变不了宋子文推行的“国进民退”议案。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中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的商人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国、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还是不要听媒体和专家们的争论了。只要中国依然是大一统的国家，稳定的政府推行稳定的制度，在思想上以儒家为主流显学，任何变革就都会被证明是改良。想让中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就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事情。
贾春宝
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
电话：13301122671，（010）8958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