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博爱的年代。有的人要拯救动物，也有的人要宽恕罪犯。

去年，尼日利亚有276名女中学生被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绑架，至今下落不明。而在侥幸逃脱的女生当中，现在已有人大度地表示：“我并不对‘博科圣地’感到愤怒，因为根据我自己的了解，他们认为教育并不重要，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原谅‘博科圣地’所为，我也祈祷上帝原谅他们。”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Twitter发布自己手拿写有网络标签“带我们的女孩回来”的照片。)

最典型的，应是2007年的事情，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韩裔学生赵承熙枪杀了32名师生，随后饮弹自尽。在悼念活动中，赵承熙也被当作遇难者，建造了33个悼念碑，敲响了33声丧钟，放飞了33只气球——都包括了赵承熙。放气球时，有学生表示：“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一共有33名学生死亡。我们应该公平地为所有人的死亡哀悼。”在献予赵承熙的鲜花丛中，有一张便笺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

在我们这里，当马加爵用铁锤杀死4名同学，当陈水总纵火让47名公交车乘客跟他同归于尽，也有人发出了宽恕的声音。甚至，当药家鑫驾车伤人并连刺八刀致人死命后，我们可爱的熊培云先生还表示：“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为什么要在一具尸体上寻求不可能完成的公正？”

我总觉得，这种基于基督教背景衍生出来的人道观念或博爱观念，已经过于充溢，过于泛滥，以至于淹没了是非与善恶的堤岸。宽恕是一种善，但它作为一种价值若被绝对化、极端化，善，也是会异化为伪善的。

来自赵承熙故国的电影《密阳》，就质疑了这种西方式的宽恕观念。全度妍饰演的那位单身母亲，儿子被无端杀害，在彷徨无依的心理状态下，接受了教会的布道，最后决定宽恕凶手。当她去到监狱，面对凶手，正要表示宽恕他时，凶手却对她说，上帝已经宽恕他了！他的内心很平静。母亲始而愕然，随之茫然，终于愤然：作为受害者，她还没有宽恕凶手，上帝怎么能先宽恕凶手呢？！这可以说是一位母亲发出的约伯式诘问。

其实，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里，立场已较之《密阳》更进了一步。二哥伊万以孩子的受难质疑上帝的存在，跟弟弟阿辽沙举了一个残忍的事例：一位八岁的小男孩扔石头砸伤了将军的猎犬，将军就指挥所有的猎犬向男孩扑去，将他“撕成碎片”。那么，假若到了上帝那里，“当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汇成一片赞美声”的时候，是不是就应当宽恕这一切呢？伊万断然表示：“当我自己活到那一天或死而复活的时候，我看着母亲与摧残他孩子的凶手拥抱，或许我自己也将与万众一起欢呼：‘主啊，你是正确的！’但那时我不愿欢呼。目前还有时间，我要赶紧把自己保护起来，所以我断然拒绝最高和谐。……说到底，我不愿母亲与唆使猎狗咬死他儿子的凶手拥抱！她最好不要擅自宽恕凶手！万一她愿意，她只能代表自己宽恕凶手给她那颗母亲的心造成的无限痛苦；但她那被撕成碎片的孩子遭的罪，她没有权利宽恕，哪怕孩子自己宽恕了凶手，她也不敢宽恕凶手对他儿子所犯的罪行！……”

嗯，是这样。当失去孩子的母亲没有宽恕凶手，即便是上帝，也不能宽恕凶手。当死去的孩子没有宽恕凶手，即便是母亲，也不能宽恕凶手。

在网上搜索到一篇肖雪慧的《宽容什么，谁来宽恕？》，还看过筱敏的《拿什么去宽恕？》，她们都提到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西蒙•威森塔尔的书《向日葵》。西蒙在集中营时，有位党卫军卡尔在濒死前跟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希望死前得到宽恕，一个犹太人的宽恕，而西蒙一言不发地走开了。可是，“该不该宽恕凶手”的问题后来却困扰着他，他写信给各界人士征求回应，并写出《向日葵》一书，将44位人士的回应收录书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大致有个共识：旁人无权代替受害者宽恕凶手。其中天主教大屠杀研究中心的执委卡拉斯说：“假如上帝选择宽恕卡尔，那是上帝的事。西蒙•威森塔尔不能去宽恕，我也不能。”另一位神学家赫舍尔也决然表示：“即使上帝自己也只能宽恕针对他而犯下的罪行，而无权宽恕针对别人犯下的罪行。”

这就对了。宽恕是一种善意，但首先是一种权利——是受害者的权利。宽恕首先是受害者的事，不是旁观者的事。而死者已矣，谁能代表他们呢？没有真正的受害者在场，谁又有资格宽恕凶手呢？

OK，你有你的自由，尽可表示理解，表示宽谅，以显示你无边的博爱，但请你以私人的方式去表示好了。不要在悼念那些无辜的死者时，一同悼念那剥夺他们性命的人，不要让施害者和受害者一同被祈祷，被祝福。对于真正的遇难者们，这是极大的不尊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冠冕堂皇地说“应该公平地为所有人的死亡哀悼”，但这是谁的“公平”呢？忍不住套用一句滥熟的话：那32位被杀者的感受，你们知道吗？

退一步说，我们不妨暂且承认一个形而上的前提：上帝可以宽恕罪犯。

好吧，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永生永在的，他有资格做任何事。他可以使坏人得到宽恕，正如在《约伯记》里，他也可以使好人承受苦难。对于无所不在、知晓一切的上帝来说，任何个别的罪恶都会转瞬即逝，都是沧海一粟，而且罪恶总会发生，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不在此时，就在彼时，这样，有什么不可宽恕的呢？问题是，我们只是凡人啊，我们只有如此短促、如此渺小、如此卑微的人生，对于我们这些低到尘埃里的个体，罪恶一旦发生，就是无可回避的巨大存在，罪恶造成的创痛，总是我们无法抚平的。那么，假若成了受害者，我们为什么要假装可以原谅那样的罪行呢？假若成了受害者，我们为什么要反过来抚慰那施害者的灵魂呢？

况且，上帝可以做的事，我们凡人就可以做吗？像上帝一样去宽恕罪人，你当自己是谁啊，是不是太狂悖了呢？

作为凡人，尽量过好自己的生活，同时尽量不去伤害他人，这是我们应当做的。至于宽恕——我们不妨宽恕那些可宽恕的，但不必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宽恕任何罪人，宽恕穷凶极恶之徒，只有高高在上的上帝可以做，我们芸芸众生不当做。

读筱敏的散文集《涉过忘川》，特别留意《广场上的白头巾》那一篇。文章写的是阿根廷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有无数的年轻人失踪，后来，越来越多的母亲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五月广场，追问儿女的下落，要求政府作出解释。她们手挽手，绕着广场行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们唱连祷歌，母亲们行走，母亲们的白头巾连接成白色的横幛，母亲们的心写满失踪孩子的名字，她们现在要求当局交出杀人犯和帮凶者的名单，母亲们绝不宽恕，当有人念到一个罪恶的名字，母亲们就齐声高唱——主啊，别宽恕他们！”

我认同这样的不宽恕，母亲的不宽恕。

是的，在公共领域，在政治层面，总需要与现实妥协，需要与历史和解，所以南非的图图大主教说了，“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在私人领域，在伦理层面，我们可以只服从自己的感受，无需刻意地磨平仇恨，所以鲁迅说了，“我一个都不宽恕”！

为了自己，我们最好能学会淡忘苦难。我们最终也是会淡忘苦难的吧。但淡忘苦难是一件事，宽恕罪恶又是另一件事了。即使忘记，也不必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