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春天，党中央拨乱反正重大决策的实施，彷佛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农业、工业、教育等行业都步入正轨，我国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进入大发展、大跨越时期。杨玉兰和贺二姨两人来到学校的门前时，夜幕已经降临，天已经全黑了。学校门前的老牌楼已经在一九七五年就拆掉了，学校门前的皂荚树也被挖掉了，门前的城壕，被填平了，苇子、荻子都被压在了土底下，再也长不起来了。
杨玉兰和贺二姨从校大门的小侧门进入校内，她二人沿着学校的中路朝两边看去，只见校区东边一片漆黑，位于中路北段与大门口相对的小亭子上的校长办公室也是黑乎乎的，只有西边南北而坐的一栋教室和坐西而东的两间厢房亮着灯，没问题，那就是金枝和翠翠她们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
教室里，数学老师周勤正在给学生们辅导几何。老师办公室的门有一间是开着，一间是闭着的。杨玉兰和贺二姨快步来到开着门的教师办公室门口，二人探着头，慢慢迈着步子走了进去。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戴着眼镜正坐在桌前演算几何题，桌子旁边支着一张单人床，天花板上吊着的四十五瓦灯泡，把房内照得泛出淡淡的黄光。
“您是刘老师吗？”
“是。你们二位是？”
“我是翠翠她妈。”“我是金枝她妈，今晚我们两人来是与刘老师坐坐，了解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拿的，这两包点心和白糖你不要嫌弃。”
“你们是金枝和翠翠的母亲，来了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没有啥、没有啥、没有啥。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吗。”
刘老师是外地人，因此，办公室也就是他的宿舍。从苟家滩学校从小学变成学校之日起，刘老师一直就是金枝和翠翠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因周勤老师视力太差，无法大范围地为学生们搜集各种类型的数学题，刘老师在完成自己的语文课目训练后，还帮学生们搜集大量的、有代表性的数学题。为了使学生们正确掌握每道题的演算方法，每道数学题他都要演算出正确答案。他总是觉得，孩子们耽误的太多了，必须一点点尽快地补救回来。作为班主任，他平时也很少有时间与学生家长们相互走动，相互沟通，杨玉兰和贺二姨的到来，使他颇为激动，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几年来的反潮流，使大多数学生已经不太懂得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更不用说家长来亲自看望他了。他下意识地扫了杨玉兰一眼，心理不由一惊，差点呀地叫出声来，这金枝的母亲长得这么漂亮，算算金枝的年龄，她也有三十多岁了，简直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在这样偏僻的农村，有这样姿色的妇女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这也难怪，金枝的相貌随了他的父亲谢有福，天生的单眼皮，黑皮肤，是一个相貌十分平凡的女孩子，但却非常聪明好学，是一个尊重老师、学习特别优秀的好学生。
“刘老师，您要多多重视我家金枝的学习，她今年能否考上县重点中学，我就全靠刘老师您了。”“我家翠翠也一样。”贺二姨抢着说。
“没问题，没问题，这两个娃学习都很认真，很踏实，尤其是金枝，她可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我还指望她给我争光呢。”
“那就全凭刘老师教诲了。天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好，你们放心回吧。”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七月份，县上要举行拨乱反正后的第一次中考，全县二十个乡镇，共分五个考区，金枝她们被分到了第五考区宋村中学。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考生们都信心十足，兴冲冲地迎接这期盼已久的体现自己才能的难得机会。
杨玉兰大清早起来就给金枝煮了十个鸡蛋，把多年来舍不得吃的半瓶子白糖给金枝用纸包好，装在娃的黄挎包里，用上等的面粉烙了一个千层油饼馍，切成块也装在金枝要带的黄挎包里。孩子要出发了，她让谢有福背着凉被和各种行李，将金枝一直送到宋村中学考场的学生宿舍里。
考试的最后一天下午，金枝她们就要考完试回家了，由于当时农村交通不便，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要步行，孩子们长期呆在一个村子里，很少出门。考完试后，金枝她们就在考区附近的马嵬坡火车站市场逛了逛，回家时天色已晚，这可急坏了杨玉兰，她一个人站在村口，面朝东北学校的方向，从下午的三点半一直站到晚上八点多钟，直到她看见金枝她们一行七八个人往回走的身影，她才悄悄地溜回了家。
七月底，中考成绩出来了，金枝的成绩位于全年级第二名，包括金枝在内的六名同学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即南郊高级中学，苟家滩学校毕业班参加考试的五十名学生，有四十名考上了宋村普通高级中学，其余的学生留下来复读，迎接下一年的中考，升学率位居全镇第三名。金枝和她的同学们马上就要走入新的学堂，数学老师周勤却住进了医院。
知道周勤老师住院后，杨玉兰心里非常着急，但自己又不便去周勤老师的家，她认为最好还是让金枝组织班里的同学去看周老师。
“金枝，听说你周老师住院了。”
“是的。好象在西安某医院，我们几个同学都很想去，但都没钱买车票。”金枝说着，用眼睛瞟了一下杨玉兰的上衣口袋。
“那就等你周老师出院后，你们都去他们家看看周老师吧。”杨玉兰很懂得女儿瞟她的意思，但也没有办法，这年头钱可是硬头货。
那个时候，虽然车票钱很少，从锣鼓村和马嵬坡火车站到西安，也就是五角钱，但大家能从哪里弄钱去，除过两、三名同学父亲在外工作有点钱外，其余同学的家里都很困难，有的家庭还正在为孩子上高中所需的三元多钱学费和书本费发愁呢。
一个月后，周老师回来了，因为他是民办老师，无法全部享受公费医疗，看病的钱要由生产大队和自己分担。他自己平时的工作费用是一个月七元钱，再加上他所在的第四生产队计的工分，他每教一天书，生产队给他计十分工，年底才算账，除过他们一家人的口粮费外，能分多少是多少。周老师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不短款就是好事，那还有什么红可分。再说他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又是个烂摊子，钱没有到不说什么，分的口粮也不够吃，周老师仅有的一点钱全部用来买了黑市粮食。因此，周老师在西安把病没有看好就回到了家。
在金枝的组织下，所有考上高中的同学都集中起来了，有的出两毛钱，有的出三毛钱，有的干脆拿两个鸡蛋，大家一共凑了二元五角钱和半脸盆鸡蛋，金枝和翠翠去大队代销店买了两大包苏饼，大家就拿着两样东西去了周老师的家。
周勤老师的家在苟家滩大队西村南街的东头，丈八宽的庄基上只盖了两间破厢房，前边是一个无门的敞开大院，在左邻右舍的大安间下，显得寒碜和低矮。那窄小而无色的房门已经被蛀得七眼八孔，门板底下已经被老鼠咬去一块一块，形成几个大小不同的窟窿。
时间正值中午，远远地就听见房间里传出拉风箱的声音，咕嗒嗒咯儿——，咕嗒嗒咯儿——，从那难听的声音可以断定，那风箱已经十几年都没有再打造过。一缕缕黑青烟从椽底下和房门涌出，烟雾藤绕，刺得人眼睛无法睁开，简直叫人难以接近。屋里不时传来周老师低沉而压抑的咳嗽声。门墩上坐着周老师的大儿子，他怀里抱着不到两岁的小妹妹。两个小儿子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用弹球玩“三进洞”，看到有人来，几个孩子抢先向房里喊了起来。
“妈，来人啦——”，“妈，来人啦——”
不一会儿，风箱声停止了，周勤老师的妻子走了出来。散乱的头发下遮挡着一张清瘦而发干的黄脸，褪了色的衣服裹着她那不到一米五的弱小躯体。看到学生们来，她将头发向两边耳朵上一搭，赶忙招呼我们进门，同时向里边喊：“他爸，快起来，孩子们来看你。”说着我们就进了门。
周老师就躺在不到六个平方米大的土炕上，屋里黑乎乎的，几乎让烟给罩住了。金枝和同学们都站在炕底下和锅台旁边的柴禾堆里，周老师勉强坐起来，一件白色破衬衫挂在他骨瘦如柴的身上，脸色苍白，他吃力地睁开眼说：“老师对不起你们。”说着从他那已失明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考得怎样，快给老师说说。”大家都说：“周老师，您放心吧，我们都考得不错。”接着，金枝就把她们班中考的情况告诉给周老师。
周老师听得很仔细，不停地点头，满怀深情地对学生们说：“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再也不会出现交白卷的英雄，国家开始实行高考制度，你们可要珍惜时间啊！我等着听你们高考中榜的好消息。”
几个小时过去了，金枝和她的同学们都悲伤地流下了眼泪，同周老师一一握手道别，一步一回头走出了周勤老师的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