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的“救赎”与“重生”
陈柳钦
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历史现象。资源型城市曾经是我国城市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提供初级资源产品、构建国家工业体系、支持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过历史性贡献。
因资源而兴的城市，也有可能因资源枯竭而亡。中国是一个喜欢用GDP来分析城市发展进程的国家，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在数据中打转的城市，而矿产资源的巨大价值，正好为这些城市营造了美轮美奂的梦境。于是，一个接一个的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一个比一个高的GDP诞生了，一个又一个领导手握数据在百姓骂声中平步青云了。终于有一天，资源开始枯竭，这个散发着美丽光泽的气泡破了，这些靠着资源“富贵”了数十载的城市的梦也醒了。就在梦醒的那一刻，城市惊呆了，城市里的人也惊呆了，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与美好梦境完全不同的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生态破坏不可逆转、就业压力难以缓解、贫困人群与日俱增、社会问题愈发凸显等一系列问题。专家们形象地将人类历史上资源型城市的命运总结为“春蚕型”和“蝌蚪型”。“春蚕型”城市就像春蚕作茧、丝尽而亡，整体搬迁。“蝌蚪型”城市则像蝌蚪跳上岸，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蜕变成“青蛙”，即使资源枯竭，城市也会可持续发展。做“春蚕”还是“蝌蚪”成为资源型城市的命运抉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丰富的天然气催生了荷兰的繁荣，但“一柱擎天”的天然气却打击了该国其他产业正常发展，当天然气开采殆尽时，荷兰陷入经济衰退困局。从此，国际经济界就将过度依赖资源导致短期繁荣的后遗症，通称为“荷兰病”。贫困程度日益加剧、恶行犯罪不断蔓延、公共服务极度匮乏、城市资产严重贬值,这就是底特律现在的城市面貌。这个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兴也汽车,衰也汽车。因其高达180多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不得不宣告破产。底特律的危机,是一堂生动的公开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有着非常现实的警示作用。资源型城市从产生到枯竭，是和我们工业化过程有密切关系的，其转型是新型城镇化中的重点、难点。
资源型城市的生命长度究竟能延续多久？这道难题考验着世界，更考验着快速发展的中国。2001年12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辽宁阜新资源枯竭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并将阜新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纳入国家议事日程。201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资源型城市制定出台全国性、专门性的规划文件，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
资源型城市作为以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开发为主导的一种特殊城市群体类型，其发展明显不同于一般性城市，突出地表现为五大特性：一是城市发展对资源产业的高度依赖性；二是产业结构的单一性、超重性和稳态性；三是城市功能、尤其是服务功能的滞后性；四是生态衰退和环境破坏等矿产开发的负外部性；五是人才结构单一、就业矛盾突出等城市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近年来，尽管我国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社会转型、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其转型发展仍然矛盾重重：一是国家资源、能源刚性扩张需求与资源型城市多元发展目标的矛盾；二是资源开发所伴生的生态破坏与资源型城市生态优化目标的矛盾；三是资源型产业的自强机制与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的矛盾；四是资源型经济对创新的“挤出”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亟需创新的矛盾；五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路径的政府依赖与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矛盾。可以说，“经济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债务风险”共轭交织，使资源型城市成为可能的矛盾集中爆发地，特别是随着资源型城市不断向前演进发展，其转型成为新型城镇化中的重点难点。当然，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好城市转型发展所涉及的各种矛盾问题，既包括国家资源能源安全战略需求与城市转型多元化目标等宏观战略层面的矛盾，也包括诸如区位劣势与区域竞争、转型高成本与低补偿等具体矛盾。
按照《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 到2020年，资源枯竭城市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转型任务基本完成；资源富集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格局基本形成；健全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对照这份“时间表”和“任务书”，资源型城市转型还有不少坡和坎要爬、要过。资源型城市不主动实施转型，必然会陷入矿竭城衰的悲惨境地。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与否,能否都能找到适合的接续替代产业,不仅关系这些城市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资源战略、发展前景。
资源型城市转型“重生”任重道远！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资源的可持续开采、经济增长与发展替代产业的“三元悖论”。“三元悖论”导致的“转型陷阱”是当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如何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摆脱“黑色魔咒”，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就成为资源型城市要关注的重中之重。因此，国家应充分考虑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较重、支出较大的实际，继续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支持力度，包括民生、生态、产业转型方面，深入推进转型进程，确保转型取得实效。当然，政府援助性政策，要把握好度，强调“辅助性”原则，引入市场化手段。资源城市转型当中最大的困难是理念上的转型。资源可以枯竭，但是精神资源不能枯竭，应该通过我们的智慧来汇集市场的资源，来发展一个城市，来实现转型。因此，资源型城市应树立全新的资源观，不断延长产业链。主资源枯竭，还有伴生资源；地下资源枯竭，还有地上资源；原生资源枯竭，还有再生资源；最终以“无形”聚“有形”，主动突围。
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阿联酋迪拜，依托港口优势，以高端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导，借助金融、石油贸易、商业、旅游和货运五驾马车，驱动金融杠杆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成就了资源型城市“破产”后背水一战的传奇故事。还有就是美国休斯顿，借助产业链延伸、高科技产业引入，激发多元化配套产业兴起，促使第三产业全力发展。使单纯资源城市化身成全美第四大城市、能源和石化工业中心、世界著名太空城和全球重要交通物流中心。再如德国鲁尔，各级政府联合协作，以经济结构转型带动整体区域转型，成功打造集高科技产业园、商贸中心、文化体育设施与一体的花园工业区，成为著名工业旅游胜地。
总之，资源型城市要走出资源优势陷阱，实现全面、科学、可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明确转型的思路与目标，着力打破功能锁定和路径依赖，真正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形成系统的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体系，因地制宜，统筹比较优势和优势资源，通过优势延续、优势组合、优势互补、优势深化、优势递进，对城市原有结构及发展态势进行改造升级，通过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发展新“引擎”，重塑城市核心竞争力，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系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