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退彩礼运动后，使从小订婚的青年男女都见到了自己的对象。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也在不断地变化，鼻嘴娃时定的亲，谁能知道以后变成什么样。对村中的男青年来说，因经济能力有限，父母定的媳妇不管是漂亮难看，还是聪明愚昧，就是那回事了。可女青年就不同了，婆家经济状况好、未婚夫相貌好、聪明能干的，自然高兴，婆家、未婚夫都不行的，回家后整天撅着嘴，在父母跟前嚷着要退婚，有的甚至哭哭啼啼，使父母非常的闹心。谢有福大嫂黑女的二女儿索索，已经是二十多岁待嫁的姑娘了，自从到婆家走一趟后，实在是看不上那个男的，坚决要求母亲退婚，说自己就是死也不愿到那男方家去。可退婚谈何容易，常年的家庭贫困，大哥谢有年也没有偷着做卖辣面子、大蒜等生意的本事，生产队也因队长谢成德被换而一年不如一年，因那男方父亲是秦岭公司工人，经济能宽裕一些，经常对她家进行接济，虽说当年的礼钱不是很多，但与这几年的接济折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婚怎么能退得起。可索索却一直在闹情绪，因为谢有发的大女儿已经把婚给退了，因为作为后娘的喜子娘嫌人家男方家在退彩礼时，给的东西太少，太不够意思，于是就不管女儿的情绪，找媒人把婚给退了。
对杨玉兰来说，人家周建朝家是没说的，唯一让她感到遗憾的是，那天她没有见到周建朝本人，虽然女儿金枝还太小，原来天天与周建朝在学校见面，却从来不说话，也没有能力和心眼对自己的未婚夫进行判断，但作为母亲，她要替女儿负责，所以她很想当面问周建朝几个小问题，看看自己这个未来的女婿是否有灵气。
这天，杨玉兰刚吃过午饭，就听到村子里人声喧哗，吵吵闹闹，赶紧跑出去一看，原来是谢有发大女儿的婆家人来了，几个小伙子正在把谢有发家的麦桩子和缝纫机往外拉，那女婿和他的父母站在谢有发家的门前骂一些十分难听的脏话。喜子娘披头散发，头上的发髻都掉在了肩膀上，因她平时为人太过苛刻，围观的人只顾看热闹，却无人上前动手阻止。她一边死死地拽住自己的麦桩子和缝纫机，一边叫自己的两个女儿赶快去叫谢有发和自己门中人帮忙。
杨玉兰看到这情景，立即叫谢有福出来帮忙，并挨门挨户将自家门中的几个男人也叫了出来，一起上前制止那些无法无天、强盗一样的人。谢小犊也叫来了大队的民兵，把那几个拉东西的人全部绑到到大队部去，同时将来人带的架子车等交通工具全部没收。尽管如此，那男方的父母还在那儿不停地跳着与喜子娘对骂。
在关中农村，自古就有好汉打不出村的说法，更何况是苟家滩这种三县交界的地方，村中五十岁以上的男劳力，个个都有两下子，多少会一点武功，在与外村、外公社、外县争地界的打斗中，一直占上风，在方圆十里内，只要是苟家滩的人，别人是轻易不敢惹的，不知那男方的人是怎么想的。杨玉兰知道喜子娘是什么样的人，从来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只要自己的利益受到一点点伤害，常常是无理也要争辩三分。为了不让事态扩大，杨玉兰找见了原来的媒人，走到那男方父母的身边说：“骂啥呢？有事说事，为啥要这样做呢?你俩看看，为了你家的事，连累了多少人，还不坐下来说说，看事情咋办呢。”媒人也上前说话了：“走走走，到我家去，看你们今天浆的这线咋收拾。”那二人看自己连累了那么多人，也就顺着坡坡下了，听从杨玉兰和媒人的话，到媒人的家中去了。
男女双方都搬来了比较能处理纠纷的能行人，对发生这样的咬手事进行平息。在大家的努力劝解下，双方说话人让喜子娘再给人家多退一百元，毕竟是自家理亏，面子上能过得去就行了，不要再因儿女婚事结仇了。再说，那男方与村中的一户人家多少还有点亲戚关系，就让大队把男方的人全部放了。
通过这件事，杨玉兰也不觉得没见周建朝有什么遗憾，她坚决不能做喜子娘那样的人，事事都把女儿拿住，虽说是自己包办的婚姻，但女儿的事，还是让女儿长大以后自己拿主意吧。目前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女儿把书念好。
“妈，咱家的镢头和铁锨呢？”不到十一点钟，女儿金枝就从学校跑回来了，放下书包就在屋里找农具。
“不在学校上课，回来取镢头和铁锨干什么？”杨玉兰不解的问。“嘻嘻，谁现在还学习呢，老师开会说了，谁再不劳动光学习，就是走白专道路，要坚决批判。原来的周校长就因为要抓学习，都叫人家公社给撤换了。现在的新校长是新人上任三把火，号召全校师生坚决走五·七道路，说我们是学校的最高年级，是老大哥，上午叫我们班给学校打围墙，下午学大寨儿童给大队种试验田。”金枝一套一套地说着，听得杨玉兰是一头的雾水。“怎么劳动就不用学习了？”“是的，不用学习了，人家张铁生交白卷也上了大学呢。”杨玉兰一阵心痛，任凭金枝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了。
又是一年的夏天过去了，杨玉兰把自己给生产队割麦子争的几个小钱放在炕席地下，心想，金枝就要上初中了，公社中学距苟家滩大约有五里路，最好给女儿买上一把油纸伞，一双新雨鞋，人家公社中学是正规学校，他不可能叫孩子天天都劳动吧。等过了暑假，杨玉兰才知道，小学的牌子换了，由苟家滩小学变成苟家滩学校了，这一个字的变化到没有什么，但小学要戴中学帽子了，这就意味着金枝初中也要在这毫无中学教学能力的学校继续念书了，这不能不让杨玉兰伤心。
杨玉兰的女儿金枝进入六年级，也就是初中的学习阶段后，除了数学老师是老三届，语文课老师是新调的一个老三届外，其余数学、物理、化学老师都是本大队七三、七四年的高中毕业生，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几乎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还怎么给学生讲呢，好在这些年轻人都还好学，到处找寻资料自学，晚上学一点，白天给学生们灌一点。英语课没有开，一个马振抚中学事件，一句不学外国语，照做中国人的女学生遗言，使得从上到下的学校都把英语课给停了。在学校，金枝他们也很少正常上课，春天，他们要给校队挂钩的生产队点棉花种子、除小麦地。夏天，他们要帮助大队试验田收麦子。秋天，他们要给生产队拾棉花，帮大队试验田收玉米、刨玉米。冬天，要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农田基建，北治坡、南治滩的浩大工程中，都有他们的影子。平时，他们除了上课外，还要给大队猪场割草，参与大队的政治运动。譬如，村中有古庙会，他们要帮助大队民兵小分队去没收卖油饼、麻花、粽子等小贩们的笼子。村中的人做香，他们要帮助大队没收压香管子和榆树皮。总之，只要是需要学生出面的政治活动，他们都得参加。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苟家滩全大队三个堡子的人都偷着做香。因为那时候，人们做其他生意成本大，要是被市管会的人没收，就会亏得很大。而做香，成本就小多了，只需要把榆树皮和玉米秸、麦秸粉碎，用开水烫成面团状，然后搓成条放在塑料、金属等管子里压，香就象饸络一样从管子底下的两个小孔中冒出来，后用手摆在牛皮纸上，切成一尺长左右，放在太阳底下晾干后，再放在火炕上炕干捆好既成。关中西部的人向来比较迷信，特别是那些老人，每个初一、十五都要在院中给天地爷焚烧一万头香，他们虽然无钱买，但即使是受饥挨饿，也要省出一个馍、一斤麦子和大米等食物来换香，而苟家滩的人用香换什么都成，买家无钱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换，人们就把这样的买卖叫“巧要饭”。
杨玉兰也用塑料管子做了个压香管子，在自家前屋的墙上挖了个洞，在后院的槐树上坎了一根碗粗的木杠子，一头放进洞里，一头放在香管子的木芯子上用手板着压。每次做香，都是谢有福和儿子压，她和女儿金枝摆。每做一次，拿出去卖，就能卖上个五至十元钱，还能换回好多馍、麦子和大米等。但造香毕竟是非法的，是为封建迷信提供材料，很快就引起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民兵小分队长期在车站、渡口等重要地点埋伏，凡是提香笼子、背包袱的妇女，一律抓起来，对其所带的香和所卖的钱进行没收，杨玉兰有两次卖的钱都被没收了。但没有办法，为了生存，能给孩子挣几个学费钱，她还得继续做。
时间很快就到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这时，农村的活也比较少，正是人们做香的大好时机，家家户户都到外村子收购榆树皮，当时一斤榆树皮都卖到了五分钱，大队的粉碎机增加了两台。在这事上，领导干部谁也不说谁，谁也不管谁，让上级领导特别的恼火。因此，就把清理造香的工作交给了正在上学的金枝他们。
大约是上午十点半左右，学校六年级的孩子正在上数学课，新上任的校长侯有望突然来到教室门口，向在坐的六十多个学生命令道：“赶快到院中集合。”“又集合干什么？今天的数学课比较重要，我还没有讲完呢。”教数学的周老师急了。“有啥重要不重要的，没讲完，以后再讲。”
同学们在教室前的院子里集合完毕，侯有望又训话了：“家在一二九、三四五、六七八队的分别排在一起，一二九队的去西村，三四五队的去南村，六七八队的去北村。”他把同学们按照驻地进行交换，让其他低年级的同学自习，把全体老师也按相同的办法分组，分别带领同学们进村。进村的主要任务是:没收所有的造香管子和原料榆树皮，以及造成的香，将它们全部放在火上烧毁。
这些还不太知世事的傻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廉价的东西，里边包含着他们生活、读书的希望，只知道听从老师的命令，一家家的收，一家家的拿，每个村子都收集压香管子、榆树皮和香一大堆，放在火中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和难闻的臭味，那些妇女一个个都流出了眼泪，有的很困难的家庭，女人甚至坐在自家的炕上放声大哭，而且边哭边唱道：“哎——，这穷日子往后可咋办呀！孩子下半年的学费从哪里往回抠呀！”
杨玉兰刚让谢有福买了一吨榆树皮放在后院晒，没想到今天就让没收了。当同学们闯到她家时，她没有阻难，孩子们抱就让他们抱，拿就让他们拿，他们也只是在执行命令，自己的女儿金枝不也正在西村干同样的事情吗。只是她看见那大火中燃烧的榆树皮，不觉也有点黯然神伤，心想，这世道啥都不让卖，弄得日子这么难过，今后孩子的穿衣、吃饭、上学可咋办呀，还让不让人活。
同学们走了以后，村中很少有人在走动，只有那浓浓的黑烟在空中飘动，和那不悲不凄的旺旺狗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