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龙昌是我二姐夫，曾在蒲石村上学、插队、工作。他与父亲交往的时间比我长，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与父亲结下了深厚的“父子情”，俨然成为比亲儿子还亲的亲儿子。读他的《我是寿星一个儿》，让人有一种暖心的感觉。付龙昌《我是寿星一个儿》：

　　别人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而我这个女婿，不止“半个儿”，是“一个儿”。别人都说：“倒插门的女婿一个儿”。我这个女婿，没有“倒插门”，依然是“一个儿”。无论是老爷子对我，还是我对老爷子，用一句“父子情深”，恰如其分！

　　岳父大人是我一生最崇敬的人，今年的6月6日，即农历4月20日，将要过100岁生日了。值此时刻，我欢呼，我高兴，却又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回顾往事，细数起来，我与岳父大人相处超过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对我一生至关重要。特别是岳父大人对我的人生帮助、指导、关心和关爱，我时刻铭记在心！

　　我的父母是铁路工人，1950年代转战在修筑铁路的第一线。1959年，父母转战至蒲石火车站。那一年，我9岁。随父母，我来到蒲石村，并在蒲石小学就读。恰巧在这一年，岳父一家因国家修三门峡水库，从华阴库区迁至蒲石村（当时叫“龙阳人民公社蒲石大队第七生产队”）。在蒲石小学，我认识了一个与我同班、同龄的女孩，也就是岳父家的二女儿党育玲。一直到初中，我们俩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读书。她是我心中的美女，也是才女。后来，因父母工作转至西安，我也转学至西安。1968年，我成为“下乡知青”，开始了在蒲石村“插队”的生活。这算是我回蒲石了，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亲切！

　　也许，这就是“命运”，这就是“缘分”。在蒲石村，我与我心中的美女、才女党育玲很快坠入了爱河，几乎蒲石村人人“懂得的”。当年蒲石村盛传一个爱情神话：“育玲擀面手心薄，一心想着龙昌哥。”经过不长时间的恋爱，我们定下了终身。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岳父母没有反对，而是默许。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已经算是很开明的父母了。遇上美女、才女育玲是我的幸运，遇上开明的父母，则是我幸运中的幸运！

　　1971年，知青招工，我被安排到华山脚下的华阴桃下火车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个年代，21岁是最适宜婚嫁的年龄。这一年，我和育玲都到了这个年龄。然而，我却上无瓦片，下无立锥之地。彩礼、婚礼和置家全是问题。对此，我十分困惑和苦恼。岳父是个明白人，他将这一切看得清楚。他主动解除了我的困惑：不看老黄历，不讲过时的渠渠道道，只讲安心过日子！他说，只要你俩能够将日子过好，我们就放心了！经岳父母同意，我和育玲在蒲石火车站小食堂定制两桌酒席，作为婚宴；在蒲石大队四队租借了一间房子，作为新房。虽然婚事很简单，但我和育玲都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

　　1974年，我儿子在华阴桃下出生。那时，岳父母是人民公社的社员，生产队的农活并不轻松，加之几个弟弟年纪尚小，且都不会做饭，如果岳母离开，全家“生米做成熟饭”就是大问题。但岳父母将这大问题视作小事情，而将没人照顾坐月子的女儿作为大问题。岳母放下了生产队的活计和一切家务，毅然赴华阴桃下车站照顾坐月子的女儿。这一来，就是四十多天，真是苦了岳母，也苦了岳父，三个弟弟也跟着受苦了！1977年夏天，我女儿出生时正值夏收农忙。岳父母早早商量好了，在妻子临盆前，岳母就前来开始照顾待产的育玲。这其中的苦处、难处，岳父从未向人提及，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1970年代，整个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也是我们家的困苦时期。我的一双儿女相继出生，家庭负担日益加重，而我还在省吃俭用，想攒钱盖房子，因此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艰辛。岳父母家孩子多，日子自然紧巴巴。即就是如此，岳父母还是把省下来的粮食给了我们。那时，交通很不便利，年近花甲的岳父，蹬破旧的自行车200余里，将粮食由蒲城送到华阴，几年时间往返了多次。现在回想起来，真叫人不忍心，想落泪。

　　人常说“安居乐业”。直到1975年，我和育玲才有了属于自己小家庭的房子。在岳父母的请求和斡旋下，龙阳公社在蒲石大队第七生产队（也就是育玲婚前所在的生产队）为我和育玲划拨了宅基地。这是真正属于我和育玲的“天地”，岳父母为我们拥有这一“天地”而欢心鼓舞。有了宅基地，接下来就是打墙、盖房子。那个年代，打墙、盖房子算是最大的苦力活。大家都说，盖一回房子，等于是要剥一层皮。我清楚记得，年迈的岳父和大弟双锁，两个人一起拉架子车，从40里开外的大荔县买回来木料，张罗着乡里乡亲前来帮忙，弟弟双荣、双宁等，自始至终出大力、流大汗。当时，弟弟双忍、双明、红卫还小，学校放假后，也来铲土搬砖。岳父母没有把我当女婿而是当儿子，几个弟弟没有把我当姐夫而是当兄弟。“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父子情，兄弟义，帮我度过了人生最困难时期。

　　盖好新房子，我算有家室。这之后，我又从华阴桃下调至蒲城氮肥厂工作，这氮肥厂就在蒲石村的地界上，等于是在我的家室旁的工厂上班。这以后，我的工作进入了一个上升时期，生活也度过困难时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而轻松的新阶段。1980年后，农村分田到户，实行责任制，育玲承包了生产队四亩八分地。当时两个孩子小，我在厂里上班顾不上，育玲一个人根本应付不来龙口夺食的“三夏”，多亏岳父母、双锁、双荣两个弟弟，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忙完自己的活，立马过来帮忙，收麦碾场，经常深夜而归。

　　1987年，育玲和两个孩子“农转非”。之后，我们将承包地交还了生产队。育玲开始在蒲城氮肥厂的“大集体”上班，两个孩子也开始在外上大学或者上中专。刚刚进入新世纪，蒲城氮肥厂因长期亏损而倒闭关门。我和育玲的工作失去载体，离开村里辗转外地打工营生。再后来，两个孩子先后在咸阳落脚，我和育玲不再打工，与孩子在咸阳生活，一并照顾里孙外孙。这样一来，在蒲石村呆的时间少了，与在岳父跟前的时间短了。然而，难忘多年父子情、兄弟义，内心的牵挂化作“常常回家看看”。每逢年节，一定与育玲和孩子一起回蒲石。面见老爷子，会话老爷子，听老爷子讲故事，是我精神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听他问长问短，叮嘱如何如何，看他满足的样子，心里安慰许多，也踏实许多。

　　老爷子年岁越来越高，身体走下坡路。去年以来，我和育玲在蒲石村居住的时间越来越多，总想多多陪伴老爷子。在老家住的每一天，我和育玲都会去看老爷子。老爷子的行动已经不大灵便，但步行几十米，走到我的住所还是“可以的”。如果有一天我和育玲没去看老爷子的话，老爷子就会拄着拐杖来我家，并迟疑地问：“今天咋没见过来，是不是有啥事情？”老爷子停上几分钟，看一切都好，就心满意足的离开。这时，我又一次看见了父亲的背影，尽管现在已经弯曲不直，但正是这父亲的背影，曾给了我无穷尽的人生力量！

　　每次我和育玲要离开村子时，老爷子总要问：“啥时候再回来？”那恋恋不舍的神态让我愧疚，让我牵挂。去年进入冬季后，老爷子的记记力似乎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时好时坏，不少亲人的名字叫不上来了。但是，我去了好多次，每次去老爷子都能认得，也能叫上我的名字。足见我在老爷子心中的地位，为此，我骄傲，我自豪！

　　老爷子豁达刚强，宽厚善良，幽默风趣和无所奢求。他高尚的品质，宝贵的家风，做人的原则影响教育着子孙后代。老爷子把我当儿子，我把老爷子当父亲。我和老爷子的父子情义，不是来自血脉，而是来自文脉。我身上没有能流淌老爷子的血液，而我的脑海里却奔腾着老爷子的思绪情感。我常常坐在老爷子身边，握着那双苍桑的老手，感到无限温暖。希望老爷子身体健康，永享天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