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摩根索说，地缘政治是一门“伪科学”（pseudoscience），它“把地理因素提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摩根索之所以用如此厌恶的口气谈论地缘政治，背后其实有一段历史的公案：地缘政治曾被纳粹利用，成为其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

德国在欧洲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西边无法直接连接大西洋，东边受到俄罗斯的牵制。历史学家Golo Mann说，德国好像被困在一个大监狱里。在欧洲列强中，德国后来居上，却常感到受到挤压。1901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声称一个国家是有生命的，国家不断成长，国界线也要向外扩张。拉采尔的学生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认为德国的疆域应该西到法国的海岸线，东北到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然后向南，囊括所有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直到两河流域。契伦第一次提出了Geopolitik的概念。你可以清晰的看出德语Geopolitik和英语Geopolitics的相似之处，难怪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学家一提起地缘政治就感到反胃。

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豪斯霍夫1869年出生于慕尼黑，他早年参军，曾到日本做过军事教官，一战期间当过旅长。战后霍斯豪夫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科学。他的一个学生叫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亲信。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夫认识了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被捕入狱，正在写作《我的奋斗》。豪斯霍夫向希特勒讲授了生存空间等观念，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希特勒恍然大悟。《我的奋斗》的第14章专门讲纳粹的外交政策，明显受到了豪斯霍夫的影响。

豪斯霍夫坚信，德国是欧洲大陆唯一能够抗衡英国和俄罗斯的大国。他认为，德国必须成为中流砥柱，而那些周围的小国，根本不具备生存的机会。豪斯霍夫说，中欧和东欧国家支离破碎，在狭窄的空间中注定衰败，必须把它们消灭掉。他写过一本书叫《边疆》，按照他的说法，只有衰败的国家才需要固定的疆界，崛起的国家必须进攻，而非防守。他说，还有三分之一的讲德语的人还生活在帝国的疆域之外。但豪斯霍夫和希特勒的关系究竟有多么紧密，已经成为历史之谜。豪斯霍夫很快就在元首那里失宠了。1944年，豪斯霍夫夫妇被关进了集中营。同一年，他的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被处死（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刺杀希特勒》就是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改编的）。德国战败之后，盟军软禁了豪斯霍夫，并考虑是否要把他送到纽伦堡审判。1946年，豪斯霍夫和妻子一起自杀。

地缘政治学遭到冷遇和歧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经常被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变种。决定论古已有之，而且林林总总，并不一致。和地缘政治之争有关的一个特殊背景是，在二战之后，决定论成了意识形态对垒的一个重要战场。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苏联出现了专制政权，来势汹汹的极权主义几乎要将脆弱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价值碾成齑粉。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历史决定论就是极权主义的宣言书。出于误读和曲解，他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也视为历史决定论。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声称，历史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就会异化为极权主义。著名学者伯林也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历史决定论。他不承认历史是被任何能为人所控制的因素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力所不可控制的外力，则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表扬或批评，无善恶之分，沿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历史决定论包藏着危险的道德和政治祸心。

不管历史决定论是否真的像波普或伯林说的那样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其实是支持自由政治传统的。提出“陆权说”的麦金德支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海权说”的马汉也相信民主政体，他认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政治立场会更民主。

如果仔细一想，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自由意志并不像有些学者们说得那样坚如磐石。自由的反义词应该是强迫。反对强权统治并没有错，但自由和历史的因果关系有什么关系呢？除了少数的极端观点之外，几乎没有完全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所谓决定论。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很多学说不过是认为，人可以有自由意志，却会受到种种外在的制约和影响。

和辩论对手相比，主张自由意志的学者观点往往更加极端。如果你要相信完全的自由意志，你必须先相信人的思维和行为是高度理性的，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但脑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不要对自己太过高估，我们的大脑固然构造精巧，但也有致命的缺陷。人的认知固然有令人惊叹的高明之处，比如乔姆斯基讲过，孩子们天生就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比如人们对逻辑和概率论的认知，几乎天生就是有缺陷的。我们的视觉会欺骗我们，从来也没有什么“眼见为实”。我们的记忆并非客观的反映，更多的来自我们自己的重构，换言之，我们的记忆大多是自我欺骗。我们的判断十有八九是错误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长年转战股市，到头来一分钱也没赚到钱的人。

地缘政治之所以难以进入主流学术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缺乏所谓的“科学方法”。地缘政治学不是没有才俊，但跟那些辉煌的哲学家相比，地缘政治学者们似乎更像粗手粗脚的庄稼汉。麦金德出道甚早，但当时地理学并不为世人重视，麦金德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广地理学教学。后来，他又热衷于政治活动，尽管一直保持着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资格，但他的学术著作并不多。影响甚广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不过是一篇演讲报告，连正式的学术论文都算不上。马汉是美国的海军少将，他的影响力似乎也仅仅局限在军事专家的圈子里。其他几个支持地缘政治的学者大多是二战前后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他们那些阴郁而神秘的观点和沾沾自喜、天真淳朴的美国精神格格不入。不要说地缘政治了，就连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都觉得自己难以被人理解。

地缘政治学家想要得到一点点同行的承认都很难，但同样的观点，从其他学科的学者口中说出来，却得到了大家的景仰和崇拜。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中，不乏这样的学者。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而论，布罗代尔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完全可以称为一本地缘政治的代表作。顺便说一句，更令人钦佩的是，这本书是布罗代尔在二战期间当德国战俘的时候写的。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最长的“长时段”主要是指那些不为人所察觉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中时段”是指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这往往是“集体力量”的结果。最短的周期是“历史小事件”。这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天天看到的新闻事件。布罗代尔最为重视的是“长时段”和“中时段”因素。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但却最容易被人忽视。它们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它们是海洋深处几乎静止不动的庞大水体。

慢变量、长记忆、历史中的偶然性，这才是地缘政治的合理内核。在一个看起来已经全球化的时代，再去探讨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毕竟，只要坐上飞机，你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周游地球。地理对国际政治学家来说，不过是飞机座椅背后的液晶屏幕上显示的飞行路线。但是，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在，为了更好的向未来提问，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脚踏大地、慢慢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