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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日本人”这几个字，国人的神经几乎都会异乎寻常地兴奋起来，情绪也会异常复杂：学生、倭寇、侵华、国耻、南京大屠杀……等等词汇，会铺天盖地地冲击我们的头脑；再加上当前网络、影视媒体对于中日问题的题材、尤其是中日战争问题的题材，往往通过再现日本惨无人道的非正义的战争事实，极度地强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仇日”的情绪，以至于在中国民间的认知中，日本人与“妖魔”无异，日本民族也是个难以理解的极端的民族。

    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由日本所造成的民族伤痛太深太重，难以被忘却。但是，同为东方国家，而且是邻邦，中国如何与日本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因此，如何理解日本这样一个受中华民族文化深刻影响，却又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文化，是最值得中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然而，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中国人在“面对和思考”日本时，冲动的情绪往往多于理性的认知；但情绪往往是肤浅的、片面的、脆弱的，只有理智和平静才能给人以力量，才能促成主动、积极和深入的交往。

    在解读日本文化的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戴季陶的《日本论》、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其中《菊花与刀》最具权威。

    在阅读《菊花与刀》的过程中，我首先感受到的是美国政府在做出决策之前对事物深入研究的态度和本书作者理智与冷静的科学精神。在美国战争的历史上，日本人是它曾经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特异的外敌，其行动与思维习性与美国人截然不同。因此，在谈及日本文化是，美国人经常用“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来表达他们的巨大困惑，如日本人礼仪超群，但是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行为保守刻板，但是又适应激进的变革；等级意识强烈，但是又不服管束，甚至违抗上司；本性勇敢，但是又非常胆怯；忠实、宽宏大度，但是又心怀叵测、心胸狭隘……。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在他们身上最高程度地表现出来了。的确，两种完全不同的习性很难相互理解和交流，除非从人类文化渊源上对它们进行客观深入细致的探究。为了全方位地了解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1944年，美国政府邀请当时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

    之所以选择本尼迪克特，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和注重实地调查的学者，对人类学具有独到的见解。她首先把通常用于个人的心理学分析概念应用于集体上，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包含多个“模式”，或者由多个“模式”构成综合的有机整体。因此，人们应该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来评价文化现象，而不能只偏重于文化特质，即个性的分析。她还非常强调比较文化研究。在她看来，文化行为虽然是地域性的，人的所作所为千差万别，但无论怎样孤立的行为彼此之间都有某种内在联系。本尼迪克特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见解与美国政府的意图不谋而合——对日本文化进行全方位深度了解、与日本文化进行有效交流。其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人类学家身份。文化人类学注重探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异同、成因及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20世纪30年代，民族心理学派成为美国文化人类学领域里的主要流派，致力于国民性、文化对人格的塑造等问题的研究。而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去解析日本民族，这是美国政府在“如何有效成功地管制战后日本”上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无论如何，本尼迪克特都是不二人选。

   本尼迪克特在著作《文化模式》首页引用印第安人的箴言：“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在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那么，日本民族在这个杯中饮入了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优美异常的菊花和寒光闪闪的刀。“菊花与刀”，题目就别具一格，充满着象征性的内涵，字面上透露出的冷艳与孤傲，笼罩着凛冽到人骨髓里的美感，让人既心向往之，又畏惧之。而这恰恰是日本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两者的奇妙结合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文化类型：耻辱感文化。

    正如白居易诗云：“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 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一提起菊花，我们心中不禁会产生一种唯美、圣洁、高雅的感受。菊花契合了东方人追求澄澈、淡泊的品质。也如泰戈尔诗云：“他把他的刀剑当作他的上帝。当他的刀剑胜利的时候他自己却失败了。”（He has made his weapons his gods. When his weapons win he is defeated himself.）一提起刀，我们心中便自然地涌现出残酷、血腥、暴力的场景。刀浸透着野蛮民族的强蛮和野性。一边是“唯美”的审美趣味追求，柔美到极致；一边却是充满暴力的人性恶，残酷到顶点。然而，在日本，“菊花”与“刀”却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了，衍生出了充满矛盾的日本文化性格。本尼迪克特指出，菊花是日本皇室族徽，代表的是美；刀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代表的是勇气、征伐、忠义和名誉。二者组成了这个国家不可思议的多幅面孔，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好斗又和善，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纳新事物。面对这种充满极端矛盾性的日本文化，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在理解上往往表现出无穷的困惑。然而，在不同文化的交往中，任何一方可能都会按照自己的文化思维和行为习性做出先入为主式的所谓“解读”，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称日本文化是一种“精神分裂的文化”。而这种解读，恰恰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而不能增进了解。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克服了这一点。

　　本尼迪克特说，《菊花与刀》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花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首先来看看日本文化极端的集体主义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都是异常复杂的，它与国家地理位置、民族历史、文化经典的熏染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自然环境恶劣，领土由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四个大岛和三千多个小岛组成，岛内资源匮乏，由于处在地震带，山地占了76%，而且地震频发。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是个弱国，即使在鼎盛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也以失败告终。而且日本在德川幕府之前大多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人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以上两个原因就造成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危机感，他们的内心深处盘踞着一个噩梦，那就是资源耗尽，岛屿陷落，国破家亡，断子绝孙。从这点上看，日本民族是悲观的，他们的文艺作品里的主角往往是绝望而死，这与我们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英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民族危机感成就了日本非常极端的生存方式——极端的集体主义。东方文化是提倡集体主义的，即使今天，学者们也很难断言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孰优孰劣。但日本采取的是极端的集体主义，它的表现如下：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天皇是全日本的神，全日本都要对天皇绝对效忠。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因此，日本文化强调每一个人要在自己的等级位置上“各守本分”。本尼迪克特通过对诸如家族、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样一些国民制度的描述，来帮助我们理解日本的这种等级主义人生观。

　　在家族关系上，日本人非常讲究尊卑秩序，并且有一套严格的规定。这和中国家族宗法制在本质上大同小异，比如：“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间的问题。它意味着在一个几乎只限于自己父亲、祖父、他的兄弟及后裔的团体中，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甚至在那些包括更大集团的大家庭中，家族也分成几支，老二以下的男子都分家另起炉灶。在这种直接面对面的集团内部调节“适当位置”的规矩是详细周密的。直到长者正式隐退之前，长者的命令都得到严格的遵守。即使一个已经又几个成年儿子的父亲在其父亲还没有隐退时，干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年迈的祖父的认可。在人与国家关系上，日本是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一种世袭的等级身份制）的社会，是一个有数世纪的卡斯特体制习惯的民族。德川时期，德川氏规定了每个卡斯特的日常行为细则，包括人们行为的细节以及各个人所处的地位；还承诺：如果卡斯特所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这种法和秩序的长期维持，使得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精心设计的等级制度看成是安全及保险的制度。只要他们安分守己不越轨，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信赖他们的世界。在国际关系上，二战时期日本自认为日本正在逐渐接近国际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点。在1940年与德、意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序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万邦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明：若“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在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人事。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由兄长决定什么是对其弟弟有好处的，在实施过程中不要“过多地显示体谅”。但是日本投降后，日本发现，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点仍然属于西方国家，他们对等级制度的见解无疑也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战败局面的原因。

　　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日本这种极端集体主义是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生存的危机感和极端集体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日本独特的文化行为。一、为求生存可以不择手段。覆灭感导致整个民族的道德缺失。日本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的强力束缚，但这种约束只以是否符合集体利益为准则，而不存在一个绝对的道德信条或是真理。这可以解释很多人的疑惑，日本人相互之间是彬彬有礼的君子，而战争中的日本人却变成了野兽。二、压制个性，心理扭曲。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绝对的坚强绝对的服从。比较有名的例子是德川家康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了，他的父亲用刀指着他的脑门说：“如果你敢在手术中哭一声，我就宰了你。”日本人排斥那种过强和过弱的人，过强的人被认为不合作、坏榜样，过弱的人也得不到怜悯，被排斥的人处境极困难，除了跳海别无出路。所以虽然日本人内部虽然反对竞争，讲求合作，但个人却承受极大压力，个性发育不全，心理扭曲。三、荒唐的灾难造就论。日本人十分信仰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难关的理论。以至于相当部分的日本人把日本近十年来的停步不前归咎于青年一代由于战后的舒适生活而丧失了危机感与奋斗精神，唯有“人为”的使他们经历战争的洗礼才能使日本重新获得生命力。

　　再来看看日本文化的根本特征：耻辱感文化。

何为“耻”？就是不可以做丢脸的事情，一旦发生就是耻辱；遭遇耻辱之后，就必须想尽一切方法洗刷污名，甚至为此不惜违背德行良知。他们认为，“就是杀人凶手，我也可以根据情由给予原谅，但对于嘲笑，毫无加以辩解的余地。”可见，耻辱感源自于他人对其行为的评价，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而不是个体内心的主动反省。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

    在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分清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属于罪恶感文化，但在这样的社会中，当一个人做了某些笨事，尽管这并不是罪恶的事情，他也会深感耻辱。也许一个人会因穿着不合时宜或口误而感到极度懊恼。在以耻辱感为主要约束力的文化中，人们对估计会引起其罪恶感的行动感到懊恼。这种懊恼有时十分强烈，而且它不能像罪恶那样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在耻辱感成为主要约束力的地方，一个人即使向忏悔牧师供认错误也不会感到宽慰。相反，只要坏行为“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自供反会自寻烦恼。因此，耻辱感文化从来没有坦白的习惯。他们有庆贺幸运的仪式，但没有赎罪仪式。

　　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像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一个人因受到公开嘲笑与摈斥，或者自以为受人嘲笑而感到耻辱，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但它要求有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罪恶感并不如此。在一个荣誉意味着无愧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的民族中，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情况下，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而且他的罪恶感确实可以通过供认其罪恶得到减轻。

　　本尼迪克特认为，耻辱感是日本人的原动力，是德的根本，在日本人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相当于一个无形的社会枷锁，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十分注意公众对其行为的评价。因此，如果遭遇所谓的“耻辱”，日本人会以极端的方式包括自杀来洗刷其污名。当日本人认为受到羞辱时，他们甚至认为“报复”是一种“德行”。比如在裕仁天皇治世期间，有一个人无意中给自己的儿子去了个名字叫“裕仁”——在日本，天皇的名字是绝对无人叫的——结果这个人杀死了孩子并自杀了。再比如当日本人感受到他们试图将其“德”输往异国他乡时，他们是极为脆弱的，极端害怕被拒绝。因此，当他们基于“善意”的“大东亚使命”遭受挫折或失败了，他们深以为耻，许多人对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的态度非常愤恨，南京大屠杀即是其泄恨方式。而如果认为没有遭遇所谓的“耻辱”，日本人对你的行为会安之若素，开门迎之。比如在二战结束前对待日本是否保留天皇的问题上，当时许多人认为要取消天皇制，这样才能彻底摧毁日本。但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显示，日本人对天皇抱有一种特殊的观念，特殊的忠。他们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沐浴着天皇的“恩”，而“报恩”是一种德行。因此，他们把天皇尊为国民的最高祭司，变成了一个超脱于国内争端的象征。天皇是一个远胜于国旗的“效忠象征”，是“不可侵犯”的。以至于为了报恩，日本国民会把一个人的整个生涯都置于感恩行为之下。他们可以为天皇奋战到底，也同样可以为天皇放下武器。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保留天皇的意义重大。如果保留天皇，就保留了日本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所谓“面子”，使之没有耻辱感，他们也就不会永无止息地与你拼命，反而便于管理和统治。麦克阿瑟采纳了这个建议，没有强制使用使日本人屈辱的方法。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反而使日本人更加尊重美国。

    由此可知，日本的危机感与极端集体主义和耻辱感文化虽然造就了一个强悍、高度统一、野心勃勃、能屈能伸、艰苦奋斗的民族，但也令日本人从个体到全体心理上不健康。正如新加坡前总理、资政李光耀所言：“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论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动力学派认为，被压抑的情绪和心理冲突是心理变态的动力学原因。内在的矛盾冲突或情绪的紊乱是在意识水平之下进行的。个体在无意识中隐藏着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冲动，这种欲望和冲动由于社会道德、规范的限制，不能得到满足。但在某些外界条件的作用下，无意识的矛盾和冲突就会释放出来，导致了某些心理和行为的扭曲，如心理失衡、精神紧张、焦虑、行为失控等。我认为日本民族就是这样一个焦虑、扭曲的典型。他们因自卑而敏感，因自卑而高傲，他们不满现状，要称霸全球，他们又深深惶恐，害怕中国后来居上。
    由此我认为日本的病是“心病”，中国要正确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就要象心理医生一样为日本消除心理上的障碍，即要打消他们的仇视中国、恐惧中国的情绪，又要晓以利弊，消除其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