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菜馆位于大楼的四层，依次而下是麻雀馆和有美艳照片的娱乐中心。

　　这菜馆不过是狭长的走廊，但生意兴隆。墙上贴着中日媒体对L的新闻报道、他与成龙的合影、电影招贴，还有参选的海报——这个瘦长脸、鲜黄的领带、似乎永远挂着笑的、前湖南的舞蹈演员，准备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新宿的区议员。他的照片夹在民主党的前众议员海江田万里与一位女市议员之间，他们是他的背书者。

　　在不久前的大理，我见过L。他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真实、爽朗、口无遮拦，毫不讳言自己接了多少次婚、爱上过多少女人。多年来，在中国的媒体业与都市读者中，他以一个“东京歌舞伎厅的案内人”身份闻名，他还将自己的经验付诸笔端，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尽管让人有猎奇之感。

　　“性与政治的本质是一样的”，他指着墙上的《读卖新闻》的一则报道说，“它们都是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我也很乐意为他的观点增加一个脚注，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性与政治都充满了禁忌的愉悦。当他在1988年来到东京时，歌舞伎厅的灯红酒绿与民主政治紧密相关。

　　他知道这个行动的巨大象征意义。一个从中国到来的新移民，一个常年的“案内人”，可能变成一个区议员。为了获取资格，他刚刚加入日本国籍。这既说明了日本的民主制的胜利，似乎也为中国社会作出了某种提醒——一个开放的、又严肃区隔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他知道，他的“案内人”的身份不会带来劣势，但倘若在竞选期间有不当的贿赂行为，比如为选民派发礼物、请吃了一餐饭，他就丧失了所有可能性。

　　我问他竞选的主张。他说要增加公共厕所，为从业者提供午夜医疗服务，他在这里营生多年，知道从业者们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也说借由2020年东京奥运会，他要将世界带到新宿来。

　　在一个玻璃窗的包间，我看到海江田万里馈赠他的书法——“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款“甲午孟夏海江田万里”。好一笔漂亮的汉字。我没想到此刻的日本政客仍能有类似的书法修养。

　　我对民主党、对竞选规则一无所知，但L相信，自己已胜算在握，只要有1400票即可。他几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也相信每个人都该得到对应的权利与尊重。

　　在L所开设的湖南菜馆，我吃到了味道颇佳的水煮鱼与酸豆角，那个著名的毛泽东角煮（毛氏红烧肉），却没尝到。这狭窄的走廊里，似乎都是彼此冲突的元素，性与政治、窗外的灯火酒绿与报纸上的毛泽东这三个字，日本人写就的优雅的汉字书法，与不断涌来的、看起来与古老中国毫无关系的中国顾客……

　　L是这混杂的、冲突的场域当然的中心。他一边与我喝啤酒，一边随时起身，与慕名的客人拍照、招呼要离去的朋友……没人怀疑他在那一刻的笑容的真诚性……

　　离开湖南菜馆，我们在歌舞伎厅中闲逛。它毫未引发我的兴趣，对此刻的中国来说，政治的禁忌犹在，性早已肆意得多。不过，我脑中却浮现起L曾描述的那位美艳的罗马尼亚姑娘，他们都是这里的陌生人，短暂的相聚又消失……这其中蕴含的无常之感，真有一种难以忘却的诗意。

　　3月16日，东京，晴

　　她让我们想象、风、湿度、泥泞的小路，不要用知识，而是用心灵。“重要的不是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事件，而是要知道这一事件的人，为何在这一时刻、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个人的行动产生自与周围人、周围环境的关系”，谭女士交替使用着不流畅的中文与流畅的日文。

　　她带我们去看各种旧址，看蒋介石受训的学校、宋教仁在早稻田外的宿舍、《民报》的编辑部与印刷所、江户川旁的革命党人制造炸弹的工厂、孙中山与梁启超初次相逢的犬养毅的家……

　　在这气候温润的春日之午后，我真的能想象出一个多世纪前的景象吗？经过1945年的大轰炸、之后的都市运动，此刻与20世纪初那个满是低矮的两层楼房、节奏迟缓的明治晚期的东京早已大不相同。

　　如今，人们想起东京，它似乎仍是罗兰•巴特笔下的符号帝国，再加上《迷失东京》中的迷惘的、无法深入的浪漫。它是一个后现代的、去政治化的伟大城市。我们经常忘记，一个世纪之前，它曾是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与南亚的变革思想的策源地。因为明治维新的成功，从北京、台北到河内、新德里，这些各自国家的异端都汇聚与此。他们看似孤立无援的努力，日后却深刻地影响了各自国家的进程。而日本的角色，则比我们习惯想象的复杂得多。当中国人将黑龙会理解成一个纯粹的侵略组织时，它也曾不遗余力地协助中国的革命者，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正是从此而来。

　　谭女士自身也是这个传统的延续。她的大伯父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的父亲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因1927年的清党运动，逃至日本，最初是在高等预科学校里学习日语，然后考入了早稻田大学。她也正是在种种的革命故事中成长，并最终选择了文学性的历史写作为业。

　　她总记得父亲的话“中共是一个俊才男女组成的精英集团”。但这个早期的偶像剧如何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她曾写过王光美的传记，并为此数次前往北京采访，她说“她真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似乎始终没用太难听的词说过江青”。

　　很可惜，她的日文著作，我无法阅读。但她的谈话与表情却充分流露出她的浪漫性情。她钟爱李汉俊，他是共产中国创始人之一，很可能也是在智力与修养上最优秀的人之一。她讲起他，怎样穿着黑色的学生装、穿黑木屐在石板路上走过的景象时，仿佛说的不是一个逝去多年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正向他的走来的英俊男子。

　　与她的父亲一样，这个英俊男子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但对她来说，这些失败者可能更为动人——“他们一面在自己信仰的道路努力，一面被历史潮流吞没”。

　　对她来说，尤为可惜的是，中日两国间能成为真正沟通者的那些人，都成为了这种失败者。这些沟通者真诚、有担当，他们既强烈批判得日本得帝国与扩张趋势，又期待中日之间得真诚交流。当中日冲突在1937年后达到顶峰时，这些调和者的角色变得尤为尴尬。

　　我这一代人生活在这一巨大的断层中。日本是离我们最近、对我们影响最深刻、却又完全陌生的国家。甚至塑造了现代日本的经验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

　　夜晚，谭女士带我们去“维新号”中餐馆吃饭。这名字正与中国的维新有关。它的历史上溯到明治32年，也就是1899年。它的创始人是宁波人郑余生，他在1887年来到日本，经营杂货铺。当19世纪末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增加时，他开始将杂货铺变成简陋餐馆。这餐馆随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卷入了现代中国的历程，就像它的名字“维新号”，它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渴望——一个能彻底维新的中国。当蒋介石第一次中断日本留学时，他的朋友们在此为他举办了欢送会。周恩来与周作人的日记都提到在此聚会的场景（是的，他们是江浙菜的爱好者）……在此密谋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警察跟踪，他们都躲入后厨，不会炒菜，只能假扮洗菜工人。

　　菜吃到一半时（很可惜，我吃不惯它太淡的味道），郑老板走进来了，斯文英俊，象是老年版的梁家辉，他是这“维新号”的第三代传人。他的普通话惊人地标准与流畅，完全感受得到这个家庭竭力保持中国传统的坚持。

　　我很是好奇，这样得华侨是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的紧张时刻呢？比如，在1931年至1945年的战时，他们会遇到怎样的对待？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几乎很少遇到特别歧视。

　　最让他们难过的遭遇似乎反而来自祖国。他的太太也是华侨，是谭女士的横滨的中华学校的同学。她跟随父亲，响应新中国号召，回去建设新社会，却落入文革的混乱。侥幸来到香港，然后来到日本，并因此认识郑先生。让郑先生感伤的是，他们三代人从未放弃中国身份，如今到他的后代，似乎要加入日本籍了。

　　在一个瞬间，我感到某种错乱，这小小的餐桌，似乎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浓缩的近代中国历史。

　　3月18日，京都，雨

　　谈话不咸不淡，气氛亲密又疏离。正象窗外的景色，小雨不停，远处黛色的山峦清晰可见，这城市身处盆地，四处环山。

　　我们围着方桌而坐，一个是中共党史的权威S先生，一个是考据孙中山的副教授，还有两个博士后，分别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地理学……

　　他们吃饭团、喝咖啡，有着日本人常见的礼貌、拘谨。他清瘦、安静，是中共党史的权威，出生于1960年代出，说起中文来，口音纯正，曾在北大留学，算是我的师兄。

　　我们谈到了80年代的北大、孙中山的风流韵事——他真的对犬养毅说，孙中山的爱好，除去革命、书籍，就是女人了吗？

　　这水泥色的四层办公楼，平庸、乏味。不过，它却有着光辉的传统。这里的中国研究与内藤湖南直接相连，他与同事们开创了汉学领域的京都学派。它的声名也隐含着黑暗。他们对古典中国的推崇、对近代中国的诅咒，似乎在学术上、心理上为日本入侵中国，做出了某种解释。

　　到了S一辈，这阴影早已散去。事实上，他强调的是尽量去除情感地研究中国，它是个知识的对象。

　　他脚下的毛拖鞋、紫色袜子暴露了他性格另一面。当我们说起他在北大四处旅行的经历时，他感慨说他几乎去了所有的省份，在日本却没这欲望。他也说起了26年前夏天的悲剧，他迅速飞往北京，他想知道自己的同学怎样了。

　　我翻阅过他的那本成名作，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著作，因用了很多新材料，也将一些被忽略的人物更清晰地表达出来。对我的同代人来说，在经年累月的灌输之后，我们似乎本能地排斥这个题材，也经常忘记了如今的教条，在昔日曾是多么富有吸引力。

　　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研究者，对共产主义如何征服中国的解释已做了很多种。对于S来说，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并随这股世界潮流，克服中国旧有的问题，是李大钊这一代缔造者的主要原因。然后这个组织获得了一连串的高度幸运的偶然，来自第三国际的支持、西安事变、中日战争……否则，它可能要么消亡，要么仍是一个“激进弱小的组织”。

　　他拒绝评论现在，强调自己只关注历史。他也承认这个党的多变性，这种变化让它与昔日的缔造者的梦想截然不同，也让它保持了罕见的生命力。我问他，这些建党者中，谁最让他感到有兴致。他又提到了李汉俊，然后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