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辗转找到周月亮老师的《王阳明大传》电子书，那是本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的书，当时已经买不到了。那本打印的《王阳明大传》陪我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明朝那些事》火起来之后，市场上开始出现各种阳明心学的书籍，周先生的大作也在随后以《心学大师王阳明》出版，民间写手赵家三郎，雾满拦江也快速出书，日本阳明心学源远流长，也被介绍到国内，一时蔚为壮观。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卷本《王阳明全集》是上上之选。     

这几本书都买来，读后还是觉得十几年前在远离喧嚣中号称“研究王阳明第一人”的周月亮教授的作品，最为深沉厚重，有哲学家和学者做学问的扎实功底。我佩服阳明先生立功，立德，立言的全才，以及心学“知行合一”，反手为用的方法论。忽略了阳明先生的一生细碎的艰难。在那个皇权大过天，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腐败专制里，自被刘瑾投入诏狱后到涉险江湖逃过追杀，在瘴疫横行无人问津的贵州龙场，自制石棺参悟不透，直至不得不亲力亲为救治陪着自己的三个杂役，才悟道知行合一。此后直至身死在赴任的路上，遗言“我心光明，夫复何求”。阳明先生的一生，可以说大多都是面对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他致良知的出发点，总是回到百姓一边，不但要和恶势力斗，还要面对来自皇权的巨大压力，随时可能被巨大的权力碾为齑粉！

用几天读完许葆云的《王阳明的六次突围》，从中深切地体会到先生的了不起，设身处地要想“独信良知，单头直入”，做起来在那个环境下几乎是举步维艰，以此解读王阳明全集若干公文，年谱，会知道“becoming the Wang Yangming”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无法做到知行合一，他只能尽力以当时的认识，折中斡旋，做到局部最优罢了。譬如他知道剿灭盗匪的官兵也是生活无着，面临巨大的压力会抢掠百姓，他会提前想到用纪律约束，因为相信“良知”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从未泯灭，他总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激发出正能量。这个人，参透了皇权政治的底牌，虽然对上面并不抱希望，仍然为百姓阻止皇帝御驾江西，这些随时可以引来杀头之祸的行为，在他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平静。他建立不世功勋，在污蔑和巨大的功劳兜头而来的时候，转回头就去教学和服务百姓，并为冤死和沉默的大多数请功。他的学说思想流布天下，而这个人每天的痛苦，没有人知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我唯一害怕的，是怕对不起我受过的苦”。而从阳明先生的书信，文稿和讲学，以至公文，你看不到他所受的苦和压力。然而每一个了解专制黑暗的人，知道王阳明配得上这句话，他只是超越了自己吃的苦，甚至超越了后代世人。他紧紧扎根于内心良知，不断扩充，致良知，不断地知行合一，毫无畏惧，而又出奇地注重实践，每一件事都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彭凯平教授为Barry Schwarz，Kenneth Sharpe合著的《遗失的智慧（Practical wisdom）》中，彭教授把这种善意，解读世界的能力和经验，归结到中国人的“知行合一”的智慧，这种智慧既考虑法律，也有人情，有知识，也有智慧，有制度，也有宽容。因为从根本上，明智的行为总是基于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终极目标”。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教育对象的利益，医疗的终极目标是增进健康，缓解病痛，每种职业都有其终极目标。这就近于佛法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而初心，并不深藏在什么难找的地方，它就在此地，在每个人的自己身上，只不过可能被欲望所蒙蔽，那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在《王阳明的六次突围》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突破墨色的黑暗，从看破愚忠，到龙场悟道。从知行合一从无解中求解，到力行打出一个心学。从破心中贼和皇权搏斗，到天泉证道。真个是我心光明，夫复何求。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起点”，而致良知，才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核心所在。 每一个人，在尘世的日子，如何致良知？阳明先生说的很具体和浅显：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是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 --王阳明《传习录》

“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 -- 王阳明教聋哑弟子杨茂。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者，阳明早年也静坐参禅，然而终于以廓然大公突破枯禅，提出心学的四句教核心: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听段永朝老师的讲座，特别喜欢他常常用的一句“人，充满劳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想着阳明先生短暂，苦难和光辉的一生，这个从小要立志成为圣人的人，最后说“满街都是圣人”，这样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朝代，无论收到怎样的痛苦煎熬，都可以用良知建功立业，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很多年以后，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晚年因为佛学深厚，有人问他是否最后转入了佛家，他说：“…我还是要走王阳明的道路，我远远地看见他在那里....”。

我远远地看见他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