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学》第二版后记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2014年的钟声正在响起。弥漫在心头的却不再是那些所谓的概念和术语，更多地是一种反思和自我质疑的心境。

当传播以及传播学的概念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 代末期的寥寥星火渐渐蔓延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当日常生活视野中的传播学已经被定为应用性、对策性、营销性、公关性或者是宣传性的时候，当国家与国家之 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被各种传播符号渗透在世俗生活中的时候，传播学被构建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下，任何话语都显得强壮有力却 又同时显得苍白无力。

而当这种话语体系与城乡发展发生碰撞的时候，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问题便凸显出来。首先凸显出来的问题是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结构是如何发生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形 成制度设计上的问题是什么？而在城乡信息传播系统中，城市和乡村的角色历史上和当下又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里不仅涉及的是路径依赖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 生产和知识消费的问题。其次需要考量的问题是在新的技术不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改变社会组织与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媒介与大众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同时，城市社会如何与乡村社会之间发生信息互动？乡村社会又如何以信息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侵入到城市社会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城乡之间信息传播的格局 的？如何解读这种“新的”城乡信息传播格局理应是乡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再从学术概念的解读来看，乡村与传播相结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大众媒介不仅是城市化的产物，也是大众出现之后的必然结果。人口 的聚集、物流的实现、技术的促进等，则使得大众媒介与大众之间发展了一种分离现象，这种分离在乡村与传播的结合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乡村传播本身概念 上的内在冲突问题。同时，大众媒介与大众之间也出现了融合现象，大众不仅参与大众媒介的生产与消费，也开始进入媒介与社会的信息生产视野中，将自身变成媒 介生产系统的一部分，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便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之一。社会化媒体对当代政治社会、技术社会和文化社会的影响正在被学者和社会各界所认知，媒介 的民众化转向和阶层化现象也正在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现实，本地全球化和全球本地化等现象都使得乡村与传播的概念关联，不仅是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更是在全球化 和本地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认知。

本书写作时的一些信息传播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开始凸显，在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中，很多话题成为共同的话题，很多语境成为共同的语境。原 本坚固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面前，有了“瓦解”的潜在趋势。而一些传播研究的范式，如创新与扩散理论，在演化与实践过程中，也遭遇了话语层面 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思与批判；再如对乡村信息传播的一些定位，如农业信息传播，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新”农民与“旧”农民、“新”市民与“旧”市民之间， 不仅是代际更替的问题、集体记忆变迁的问题，更是时代与文化转型的问题。中国式个体化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正在获得的一种立场，更是乡村社会中农民群体获得 的一种立场。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拆迁现象、农民遭遇到社会问题时寻求的信访路径等都值得乡村传播研究去关注。遗憾的是，上述这些问题并没有在本书中得到 充分的体现。

更为遗憾的是，农民自身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也即乡土知识与文化也没有在本书中得到关注。在这些遗憾的背后，笔者希望用这样一句话作为最终的结语：知识是一 种力量，因为知识意味着个体进入社会各个阶层的路径；而知识更是一种权力，则意味着知识生产者如何在生产知识的过程中，使用话语权力，对其他群体和自身形 成一种压制，这种压制也成为知识叩问自身的一种方式。《乡村传播学》一书的写作笔者认为也出现了这种内在冲突。笔者希望同仁们在关注知识的同时，以更具有 力量的权力意识反思和批判这种知识本身。

是为后记。

李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