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原本写的序言，但是出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没有。贴在这里，当做记录。
序：面对不甘沉默的群体
有时候，我常常怀疑甚至质疑自己。
尽管做农民工调研也有七八年了，但每年似乎都盘旋在这些貌似雷同的话题上，平凡而安静地进行着研究，就像是面对门前一座无法撼动的大山一样。愚公移山的精 神在这个时代似乎没有办法实现了，但我却还是试图在这里留下痕迹，这里的痕迹并非是指我的研究工作，而是指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工群体。
至今还记得2005年秋季在北京市丰台区地一家建筑工地上做调研的情形，那些在阳光下修正的面孔，那些盯着我们手中问卷和各种“设备”的目光，那些陈旧的 服装的色彩，和那些多元化的方言，在刚刚被雨水侵蚀过的北京空气中，散发着独特的味道。那些味道，就像是一种传染病一样，只要张开嘴，可以随时呼吸到。 2006年秋季在丰台区京温大厦做调查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到一种外来人的力量，他们守护着一个个的小摊位，用计算器和方言在消费者的行为中传递着自身的价 值，他们甚至认不全做调研的问卷上的字，却诚恳而激烈地表达出对北京人的不由自主的愤怒之情，其中有一个17岁的未成年男子，温婉地笑着，说：“我不识 字，有计算器就行了。反正也不需要说北京话就可以做生意了，念书做什么呢？”，是啊，念书做什么呢？我一直想着这句话，直到今日。
媒介技术改变了念书的形态和目的，也改变了以激愤之情面对北京人的“外来人”，他们在经历了各种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在新农村建设、在返乡潮、在创业潮、甚 至在金融危机中，大部分人选择了留守，他们留守的其实不是城市，而是城市中存在的消费空间、文化空间、娱乐空间，公共空间，甚至是政治空间，这种种空间他 们或许并不会用专业术语来描述，却自觉地延展了这些空间本身。
坚韧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学习，沉默却往往会是最尖锐的武器。在城市天空下，他们依靠移动中的媒介，熟悉着城市社会的契约规则和人际交往模式，在熟悉中抱怨着 却也适应着浸淫其中的城市生活，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往往被城市社会拿来“”做靶子”，在不需要的时候更是常常被拿来做种种习惯性的目标，就像是他们生来就是 靶子一样，靶子的生命只能是抗争，无言而悲怆的抗争。
在这种抗争中，不甘沉默的他们，以电视媒介为突破口，延展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各种空间和认知系统，电视就像是一种壁画，悬挂着，放置着，欢迎随时观赏它，也 欢迎随时背弃它。他们的抗争有了“显著“的目的性，靶子总算落到了中心上：电视本身便是不甘沉默的对象，他们也是不甘沉默的群体，二者在城市的空间以新的 姿态相遇，面对着各自的命运，沉默而相对进行着或张扬或安逸的叙述。
或许他们的命运就是日常化，也是建设一种日常化的生活，在寻找日常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们依然沉默着，却不再是心甘情愿，而是另一种带着内在张力的沉默。
沉默，便是一种象征。
沉默，更是一种不甘沉默的武器。
面对不甘沉默的他们，我们也不应该沉默。
补充修改：书稿搁置了两年多，期间我还是在做农民工调查，也在进行着一些相关主题的调研，到今年大概也有十年了。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想法有些微的改变：日 常生活方式似乎是一个有些“空而无当”又凸显了很多意义的表述，在修订中我更想说的是：这些不甘沉默的群体所彰显出来的文化行为与文化实践，或许更为准确 地体现在他们观看电视的行为与过程中。因此，便将主题作了调整。
面对这些不仅仅是不甘沉默，而是正在试图发出各种声音的群体，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许是：将这种发出的声音，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更为妥帖地粘合在一起。
2014年7月24日中国农业大学民主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