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担心，利己的人会做出损人的事。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人的自利既有为利社会的一面，也有危害社会的一面。这是铜钱的两面，你不能只要正面，不要反面。就像我们搞对象，不能花前月下亲热的时候，要求她双手修长细嫩，居家过日子，又要求她做饭、洗衣服、擦地、带孩子样样能干。这是矛盾的。
人的自利既能导致损他的行为，也能导致利他的行为；既有危害社会的一面，也有为利社会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利己的个人会有损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利己的个人又会有利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大于危害社会的一面，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又小于危害社会的一面。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这样看，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
斯密强调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人的利己具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是他没有考察“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私有产权和法治。
是的，人是利己的。
人是利己的，于是就不能没有私有产权，就不能不很好地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在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法治又有保障的社会里，一个人爱财，就只能通过努力发明创造、降低成本来实现。你不能偷，也不能抢，因为那样就侵犯了他人的产权，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痛恨贪污腐败，但我不讨厌贪官。老实说，我喜欢贪官，觉得贪官很可爱，至少他们心里健康啊。他们不是爱财，就是好色，大多数两者都好。把权力交给贪官，其实远远比交给一个无欲无望的清官好得多。一个人，既不爱财，又不好色，只努力工作，可能吗？这就是历史上太监专权比佞臣弄权更可怕的原因。没有欲望，世界对他就没有价值，他会善待？更何况，在公有产权下，是贪官们的贪腐消解了管制，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经济的自由度。
反腐关键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进行制度建设，使人没有机会腐败，腐败了也得不偿失。你让美女一丝不挂睡在我的身边，然后要我不动心，怎么可能呢？动心不是我的错，而是你的错啊。反腐的重点是限制权力，而不是让你有权而又不准你贪，那是圣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或许有人不放心，人人利己，遇到外敌入侵，谁还会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呢？遭遇不测，不是没有人舍身救人了？答案是：承认并尊重利己天性的社会，一定是分工和专业化深化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也一定是重视契约关系并且生产力发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有专业的军队冒死杀敌，有专业的救护人员舍身救人。每个人都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契约责任，也是最有效的实现公众利益的方式。这正是现代化国家鼓励民众捐钱捐物，但是不鼓励民兵上战场杀敌，也不鼓励一般民众到第一线参与抗害救灾的原因。
你要是较真，身边没有专业救护人员，难道就见死不救了？那我要说，救人真的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否则应该通知并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来。我们鼓励救人，但是不提倡舍己救人。我们甚至鼓励，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即使职业军人，也应该选择投降以保护自身生命。
我们要强化制度建设，重视契约责任，使得自利的个人在给定的制度约束下只能通过服务社会，而不能靠损人利己，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试图去改变人的自利本性。管理经济社会，靠的决不是理想和浪漫主义，而必须是基于对人性深入了解后的务实做法。
中华文化不是在承认并尊重人性的基础上，重视契约、进行制度建设来鼓励利他行为，避免损他行为，而是企图改变人性，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已经基准全无、坐标丧失、找不到北。千百年来，我们充满了对于圣人和清官的崇拜情结，于是就不难理解。
然而，现代文明恰恰要求承认并尊重人的自利天性，靠契约和制度来避免损人利己发生。基督文明认为人人都有原罪，自然就难有对于圣人和清官的崇拜情结。爱迪生、牛顿、莱布尼兹道德都算不上高洁，但他们仍然是人们心中的伟人。人人都有罪，重视契约和制度就成为必然选择。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历史，从来就不缺乏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最终却备受争议的人物。王莽便是其中令人悲悯的一位。白居易有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和祝耆。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单以忠君与否来论是非成败，这是错了的。
王莽错了，但错不在于他篡逆，而在于他的理想和浪漫主义。
公元8年前，也就是王莽上台之前，他是一个道德典范，孝母、瞻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散尽家产，过着极其简朴甚至可以说拮据的生活，据说，他当大司马了，他的老婆出门都没有新衣服；因儿子虐杀了家奴，他还逼死自己的儿子。但当了皇帝以后，他仍然是一个道德典范，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王莽不仅是道德的典范，终生过着俭朴的生活，而且他也推崇并实施公有产权。他上台之后，推行“王田”、“赊贷”制。田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的，可向政府丞贷款，政府借钱不收利息。这可是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要大要公的多了。
可是，王莽王朝并没有因为他的道德情操、他对道德和公产的宣扬和推行而长存下去，人民也没有因为他的道德情操、他对道德和公产的宣扬和推行而过上一天幸福的日子。相反，他当了皇帝，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后汉书讲：“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只当了8年的皇帝，王莽就被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大潮淹没了。自己挣得天下，又自己丢了天下，历史上这是不多见的。
有小偷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没有防止小偷的积极性。在君子国，最是有利于小人的成长了。即使真有君子国，最终也会演变成为小人国。这就是今天我们看不到君子国的道理！今后，谁要是再要我们“大公无私”，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打量打量：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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