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学位制度，即为针对学位授予的级别、学位获得者的资格、学位评定、学位管理而设立的制度。

1935年4月，当时的中国政府曾仿效英美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对学位授予的级别、学位获得者的资格和学位评定的办法等做了规定，这是中国现代学位制度的开端。由于旧中国教育落后，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232人获得硕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研究生教育，1950年即招收研究生。1950年至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22700多人。从1966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研究生教育中断了12年之久。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立即恢复了招收培养研究生制度。1980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自此有了长足发展。

中国的学位是与研究生教育齐头并进的，是学术水平的标志。我觉得这还不足以评定一个学生的品质。知识、技术、能力、学术水平等，都是业务品质，与人格、素质、品行没有关系。从当今社会实践看，整体意识是：“态度好、能力强的人，都被重用；态度差、能力强的人，不能重用；态度好、能力差的人，选择任用；态度差、能力差的人，没有人用。”这里的态度就是指素质、品质、人品、人格、品性、德性等。

世界上没有任和领导会喜欢一个不好用的人，不仅中国是这样，是人，都是如此。

对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来说，只要系统地接受了专业学习，用人单位的观点是：人格品质是第一位的，业务素质是第二位的。因为，不懂的还可以学，在实践中，任何人都会有进步、有发展，但人格品质方面，在20几岁前基本定型了，变化不会很大，即使受到较大的打击，暂时有所变化，在人生顺境中又会依然故我。因此，高职教育对人才的“高素质”定位，一定要有一个标志物给予标识。

高职专科层次的毕业生，对他们的学位讨论经历了很长时间，至今没有定论，国务院2014年对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探索”的任务，湖北职院自主制发“工士学位”，但理论上讨论还不够。

高职专科生学位不宜另搞一套，其他国家都是发副学士学位，还是与世界接轨为好，再不要讨论什么“工士、匠士”之类的学位了，更重要的是关于高职毕业生的品德素质要给予标志物，不然，用人单位和人才市场就没识别标记。

品德素质标志物的名称不是问题，用历史名，可称为“君（子）士”、“贵（族）士”；用传统名，可称为“红专士”、“红心士”；用现代名词，可称为“达人士”、“出类士”、“拔萃士”、“卓尔士”、“不群士”、“鹤立士”、“ 鞠躬士”、“出人士”等等。关键是以什么为核心内容。

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都是在物质丰富时代长大成人的，尤其是在少子化家庭成长起来的，他们身上的缺点，就是当今中国国民教育要加大育人力度的内容。最近看到报导，有任性的90后女生提出辞职的理由就是“天太冷，起不来床”。

因此，国民教育系统要研究出专门针对当代吃苦精神不足，勤俭节约习惯不好的“痛点”育人。如职业核心能力方面，苦、勤、俭、韧等方面，重点设计实践课程训练、养成习惯，否则，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品质就会下降。

教育，是“教”与“育”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教育事实上“只教不育”，甚至把育人单纯理解成政治素质灌输，这是很不够的，教育要为未来着想。

中国的未来，缺的是创新能力强的人，缺的是吃苦精神强的人，缺的是勤俭韧性强的人。

2015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