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国面临原有意识形态彻底奔溃的局面，在思想界，崇洋媚外的风气一时间引领、风行全国。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无论制度等等，似乎不言自明、已成定论、不容辩驳，其中自然牵涉到中医的问题。

　　欲要废除中医、歧视中医、贬损中医，鸦片战争以后，这就成了中国上层精英们的一种共识，到民国以来，更成为一种歪风邪气，流毒遍于中国，不但中医发展限于停滞，更是几乎将中医予以扼杀。

　　崇洋媚外，迷失自我，思想堕落。尤其是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已经堕落到用行政手段来消灭中医的丧心病狂的地步。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在接见京师医学会请愿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答复：“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随后，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只认西医不认中医，完全不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和医学价值。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此为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丧心病狂的“废止中医案”。将中医视为非科学。幸而经由国内中医药团体百般辩论抗争，此案最后未能得以颁行。然而，各种对于中医的行政性歧视在整个蒋介石统治时期却屡见不鲜。如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1946年2月-9月，教育部不顾国内抗议，一再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及上海中国医学院。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1947年国医节，长沙组织了500人的示威游行，并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中西医平等，各省市设立中医药学校，实行中西医共管卫生权，奖励中医科研，中央拨款补助省级中医院等。郑曼青、谢会东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蒋拒绝不见，代表们被警察强行拖走。

　　

　　民国上下，尤其是那些处于精英阶层，对于国内舆论有着重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无论左右，无论好坏，无论有无西洋留学背景，其中都有着一拨人，对中医持有激烈反对的态度，或不屑一顾，弃如敝屣。且不提章太炎、余云岫之流，包括鲁迅，去了日本，学的也是西医，翻遍《鲁迅全集》也看不到有关中医的一句好话。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6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首次披露了多条毛泽东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毛泽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认为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很恶劣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作风，他指出：“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中又专门谈到他对一段时间以来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和思考：“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1955年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同针灸专家朱琏谈话。毛泽东结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与针灸的科学性谈了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丰富与充实现代医学的问题。他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1956 年8月24日，毛泽东指出：“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针灸专家朱琏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更准确地阐述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想： “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药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 “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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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于中医药的重视，是众所周知的，尤其为国内中医学界所称道。如果没有毛泽东所引领的关于中医的主流思想意识的作用，民国时期的流毒仍将继续祸害中医，甚而以致其最终消亡，已经寿终正寝而至于后人不知中医为何物了。

　　

　　青蒿素的研究成果，正应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也正是毛泽东的重视，也正是在毛泽东有关中医药的思想指导下，才有1967年成立的五二三项目，其全称为中国疟疾研究协作项目，才有了后来的研究成果。屠呦呦不过是该项目负责领导，项目的成立与研究，全过程受命并得力于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国家支持，而此项目，也并非原创性研究，完全是提取于数千年中医药经验而来的成果。归功的源头，是屠呦呦，是明代李时珍，是东晋葛洪，是更早的无名民间医家，更是倡导中医药最为有力的毛泽东。

　　

　　中医药数千种，每种又各有近十种疗效，加之其配伍，之于总体资源价值的估量，完全是一种乘数效应。毫不夸张的说，千年中医药经验，就相当于一千万个诺贝尔医学奖。从2015年开始，每年授予研究中医药的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医学奖，也须至10002015年，才能尽其所能的提取并利用好中国数千年中医药经验。而给已经故世的毛泽东追认这么一个诺贝尔医学奖，也算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