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尚在修改中。
人性是一个复杂指数极高的哲学概念。它涉及方方面面，却又无法独善其中！欲将其文化内涵昭示出来，非在人类社会的动态研究中（在对人的三种需要和人之为人的三重关系的科学探索中）——求证莫可。
人的三种需要构成人的三重存在关系。
当今人类，不仅有吃、穿、住、行、性和人身安全等基本保障的需要，还在实现这个需要的社会活动中产生出学习知识、社会就业、创新产品、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持续发展等未雨绸缪的需要。乃至在追求和实现这些需要的生产生活中，还具有探索自然、感悟生命，张扬个性、品味人生，形塑主体、文化创造等精神慰籍的需要。所谓人性就是在这三种需要中通过生产生活和实践文化培植起来的属人之性。
必须指出：1、人的基本需要，不只是指涉到对象之上的单向需要、本能需要（吃、穿、住、行、性、人身安全），还包括他在自己同类间，以某种同类等一的物在方式（亦即通过人类肢体、语言、行为、智慧、心灵等介入其间的有目的生命活动）表征、传达和实现这些需要时，透过不同管道延展到对象存在之上（类群整体之间）的双向需要、社会需要。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把类群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维系人类生命活动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宇宙时空），指涉到两类对象存在之上『自己本身的类和属人客体的类（自然宇宙和整个无机世界）』，进而通过同类等一的社会管道（人类肢体、语言、行为和智慧浸润其间的有目的活动）将人之为人的现实需要约定在人类本性之中的社会化过程，也是把自然的尺度作为约定在他们同类等一关系之中的社会系统质、复又嵌入自然的过程。
2、人的需要不是把某人的需要同其对象建立起稳固的对象联系便完结，还包括实现这些需要的社会途径、运行方式和驾驭手段。人类需要的社会发生与确定，
足见，人的基本需要少不了保障这个需要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其他需要），和创造这些条件的社会劳动。人的劳动之所以是社会的，就在于劳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中还产生与之相关、不可或缺的其他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是在实现其他需要的同时，使得人们在满足基本需要和提高它的内在品质上变得更加便利、贴切、高效与有序——方才在现实性方面完成了人与自然间的社会变换，实现了同类个体间的分工有序和社会劳动。
在动物社会，但凡被传递下来的生命互动和行为选择，都包含维系他们种群延续的基本方面和内容，这是刻划在它们种群基因和个体行为之上，且被生物进化和动物种群不断重复的基本事实。鹦鹉不时地啄食一种岩土，用以消除体内毒素。猴子能识别二十几种草木，并在不同的情况下食用。非洲的一些动物经常在一处不期而遇，那里有一种不是用来解渴的泥水。这些看似怪异的行为选择，肯定包含了维系它们种群延续和有助生命进化的线索和奥秘。
同样的进化历史人类走得更远。可以就此推测，在人类社会，像这类与满足基本需要间接相关的种群互动、行为选择远高于其他动物种群。首先，不是狩猎这种直接满足基本需要的活动，而是火的使用，简单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它使人的生命维度在生命进化中有了更大的地域选择与生存空间。其次，随着人类种群的分化，和在不同地域的游动、迁徙，自然界不断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和震撼，生存条件的艰辛与改变 。这一切都是其他动物种群重未经历过的。第三，这种情况的经常发生，反过来在种群的互动模式和行为选择上加剧了同类个体间的生命依存度。
不要小看同类个体间的生命依存度，它在生命进化的链条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加速作用。由于同类个体间生命依存度的大幅提升，在复杂多变的生产生活中，不仅在性别、年龄、血缘、能力、经验和适应力等方面，厘定了同类个体间（在从事满足其他需要的社会活动中）的社会有用性与个体差别性，还加强了种群内部的相互沟通，提高了人们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效率。不仅如此，按照动物社会适者生存的严酷规则，人们会把这种突如其来的效率——各种为运行生产生活有效服务的资源类型，迅速传递到维系他们类群社会的自组织和权力使用（私人占有）的社会效率上。以至不得不说，同类个体间生命依存度的大幅提升，是把人类从种群社会提升到类群社会的关节点与过渡期。
正是这种令人不知所措——在社会自组织和在权力使用效率上的大幅提升，让同类个体变得更加独立、行为方式更加多变。它使继有种群社会、同类之间拥有了更多的社会组合，在行为选择的社会方式和目标选择上，拥有了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更加频繁且专一的重复机会。它在客观上，使得同类个体在行为目标的确定、行为方式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机遇、变数和选项。当所有这些变化累积一起，由此产生的社会合力就形塑了一个有别于动物种群的类群社会。
这时的类群社会，同类个体间缜密的心思找到了培植的温床，生命依存度的构成这种依存度的主/客观原因，一定人的肢体、语言、行为、智慧，业已超越在同类个体的本能需求之上，开始以其相对独立的方式同属人客体的类构成有效交流和经验互动。人不仅按照其本能需求的方式实现自身和族群的基本需要，还启动人的肢体、语言、行为、智慧，在同无机世界的交流互动中，找寻有效途径、发现可能工具、创造驾驭手段。这一切不仅为人的劳动提供了最好的注释，也为人类向无机自然的社会挺进与生命建构提供了必要保障。所以，看待人的基本需要，不只看他本能指向的对象需要、自保需要，还要把人的行为方式、语言系统和智慧，置放在攸关自己同类基本生存的指涉对象和生命维度中，看看它们因应环境变化时，为实现人的基本需要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定格、协同和效率。质言之，人的基本需要总是同人们因着这个需要而对他们生命类群（同类个体）的社会改变联系一起。唯有这样的基本需要才称得上是人的需要。这个事实也充分说明，人类劳动的社会发育与历史成熟，与人的基本需要和实现这一需要的肢体、语言、行为、智慧，乃至由此拓展与无机世界交织一起的人的社会生命维度，均处在同一进化进程。我们把这一进程中始终不变的内质称为人化。所谓人化，是通过人类劳动——将人的一切主体特质的方面（肢体、语言、行为、心灵、经验、情感、意识、观念、智慧等 ），指涉到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对象事物、发展领域及其功能构造时——结构在人类变换自然的具体活动中，在凸显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上获得一种变换机能与主体定格。
主体驱使自身需要的活动，在其现实性方面也必然是 这类需要的活动一个种群的成适合自己同类的需要、把对象需要转换成对象化正是这种有别于动物的独特需要，成为人与动物区别的主因：首先，人类在维系自己生命类群（基本生存）的社会运行方式和物质手段上，较比其他种群走得更远。其次，这一生命类群，在向无机自然界的历史进军中，为同类个体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命维度。第三，这两方面因素交错一起，使得人类劳动在改变人类命运方面拥有了更加复杂的变换方式和途径。这个存在现实说，人类主体指涉到外部世界的单向需要，总要通过保障这些需要的其他需求来运行。甚至可以说，人们能够驾驭的保障基本需要的其他需求愈多，占有的资源形态和获取这类资源手段（功能对象物）愈广，上所构成。现代历史条件下，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对象物不再是自然所给予，而是通过人的社会劳动来创造。
广义上说，人的劳动具有把人之为人的一切方面和实践加载到人化对象和属人之物上面的驾驭性质。当有机的自然界无法直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便开始大踏步向无机的自然界全面挺进。于是，无机的自然就作为人之为人的一个调动方面和它为人所用的社会有用性，成为人们把劳动加载其上的人化对象和属人之物。这个过程中，正是这个需要的社会实现，为人类通向无机界打开了大门。为开发新的由此开发的各类资源（自然的、知识的、技术的）、形成的功能产品，必定是关乎人类需求的资源形态和拓展人类行为空间的生命关联物。不仅如此，与人类基本需要相对应的资源形态和生命关联物，既是被同类个体创造的人化对象和属人之物，也是使人的生产生活从中凸显、生命绽放的劳动对象。至此，人的劳动摆脱了人和动物相区别（完全依赖自然）的侠义性，转而带有被他们现实类生活所需要的那类资源形态（譬如知识与技术）和与之适合的生命关联物（知识产品和知识技术）所规定的社会变换性。
人的基本需要与动物大致相同，但产生需要的社会方式和满足这类需要的功能对象物却迥然不同，人和动物的区别恰恰发生在这个看似“微小”的差别上。
首先，人类的生活是生产性的生活，所有用来满足这个生活需求的资源形态和生命关联物，都直接构成人的现实类生活。反过来说，构成现实类生活的资源形态和生命关联物是怎样的，人的生产性生活就是怎样的。确切地说，人的生产性生活，必须凭借构成他们现实类生活的资源形态和驾驭特定生命关联物的社会活动来完成。抑或说，在同类个体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社会实现中，人的存在关系刚好处在攸关他们社会生命的价值关联物同各种（用以维系他们现实类生活的）资源形态之间互为对象的劳动关系中。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就是在一系列这类互为对象的劳动关系中共同实现的。
如此，人的存在关系通过人的现实类生活，就演变为彰显他们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劳动关系；人的存在关系本身，则成为被其同类的社会劳动全面改造的价值载体和生命对象。只要人们生产生活着，人的存在关系便在同类个体的社会劳动中被实时改变着，人之为人的生命维度和价值追求也因此变换着。以至我们不得不说，从同类个体生存需要出发的人类劳动，不仅改变了人的存在关系，实现了人的现实类生活，还为人的意识觉醒其上——开创了新的生命维度。
这是一个把人之为人的所有关系方面、所有对象领域、所有生命性状整合一起的多维世界。其中，人和延展他们社会生命的所有对象存在都构成一种关联状态，这些关联状态又构成人之为人的不同生命形状。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多维世界。
初步看来，这个多维世界是由八个关联方面所构成：人和自己生命类群的社会关联，生命行为与自然宇宙的生态关联，观念主体同他们社会践行间的技艺关联，劳动分工和人们社会独立的主体关联，心、身、情、意、思与各种观念形态的意识关联，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的知识关联，生命意志和道德情感的论理关联、对象世界与属人世界的文化关联。
一般说来，人的现实类生活是怎样的，人之为人的社会生命及其关联方式就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基本需要的资源形态、功能对象的社会生命性质亦由此确定了。人类的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历史划分，均能从上述方面找到丰富论证和演绎线索。
其次，用来满足基本需要的生命对象，必须是被同类个体所创造、被人的现实类生活所需要的功能对象物。其中，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生命对象，必须是带有人化性质、打上人化印记、凸显某种共同生命特质的属人之物，否则就不易被同类个体所识别、所欲求、所需要，也不易把人的更加丰富的社会生命特质凸显出来。所以，被现实类生活所需要的功能对象物，不仅在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功能/样式方面，还在它的社会有用性、因而在人性的张扬与丰满上——具有彰显人的生命潜质的文化性质。因此，一旦这样的功能对象作为需要对象被人的劳动生产出来，一旦它的社会有用性在生产生活中被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人们又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于是，人的具有新的生命关联性质的基本需要，和适合这个需要的社会运行方式，又将为人类劳动埋伏下新的劳动因子和文化线索。
可见，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引发他们/它们生命欲求的那一生命维度的根本不同。动物只能在基本需要的社会方式上和满足这类需要的功能对象上，还在于人们在满足这个需求的资源形态和生命关联的基本式样上，和被同类个体所创造、被人的现实类生活所需要的功能对象物，欲在这个关联中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拥有这个需要的同类个体就一定是劳动的。足见，从人们产生这类需要开始，就已经与自然生态中的动物截然不同了。人类劳动就是在人之为人的所有生命关联的方面，把人的生命因子和劳动线索从他们的基本需要和现实这类需要的类生活中揭示出来，从而以更加契合自然、契合社会、契合人类的人性释放方式——展开的有目的的社会生命活动。
不仅在于它的对象关联物 包含了多重人化意味和属人功能，还在于人们在实现这些需要的那些目标关联上，为人的劳动运筹其中、谋划其上提供了社会线索和可能。故此，我们把人的基本需要和基于这个需要而同人的劳动建构起必然联系的状况，称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关系。概括来说，当着人的基本需要和它的目标关联物，成为人类劳动形塑其中的运行载体和操控对象，人的存在关系便由此确立了。这个关系说：人的基本需要是约定人类劳动的自然条件和生命基础，人的社会劳动则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提供了劳动对象化的生命内容、社会手段和发展前提。
第二种需要是在具体劳动中所产生，它是关于人的基本需要如何来实现的发展需要，没有这种需要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就变得不可持续。第三种需要，是 还具有被人的劳动（生产生活是它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具体形塑的实践特点及社会属性。如果说人的基本需要是构成劳动需要的自然基础，那么从出于此的劳动需要，必须是被同类个体共同生产出来的属人需要，和适合劳动主体实际操控、社会驾驭的发展需要。显然，被生产出来的需要，和适合劳动主体实际操控、社会驾驭的需要，并不是直接是吃、穿、住、行、性本身（那是动物的所为），而是由这个基本需要出发，把实现这些需要的具体劳动指涉到人对自然、人对社会和人对自己同类的某种需要。确切地说，从出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自然属性人的关系对象之上。
那么，劳动又是什么？人的现实类生活，就是2、因此，满足这个需要的对象物或对象形态（劳动对象）必定具有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为社会属性的变换功能，生命对象物。 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与支配——最终实现的人的现实类生活（生产生活），就是对劳动的，人类因此这里的人性概念，既要考虑人性从出于同类个体的自然属性，又要把它被人类劳动历史形塑的生命特质、属人之性揭示出来——作为种差。
首先，人的现实类生活，是通过人的劳动社会展开的社会生命范畴，也是本文审视未来人性视域的临属概念。广义上说，人的劳动是把人之为人的一切方面和实践加载到人化对象之上的对象化活动。它的特点是，一旦这类（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活动在其人化视域的所有方面、形态和领域——有所改进、有所突破、有所实现，人之为人的实践乃至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运行方式本身，亦将在这些方面得到同等程度的社会跃迁和改变。所谓现实类生活，就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文明形态、生产生活、社会进程，一旦来在人类劳动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运行方式中，便可从中维系、从中引导、从中推进、从中整合的历史状况之综合。
人作为类群生命物，与其他生命物种之不同，在于他们共同参与的令彼此生命发生交互作用的现实类生活。在这个类生活中，同类个体间的生产生活如同把其他一切环节结构一起（维系人的社会生命持续发展）的环链，既是人性的临属概念，也是对人之为人的根本性和概然性的完整表述。从发生学的角度说，人性概念恰是在这种广义的社会生命范畴社会凸显与发生。（亦即同类个体间发生着交互关系，延展着内在有序，演进着人类生产生活的范畴，又称“人的实践文化”）
明晰了人性概念的临近属概念，人和动物的区别便一目了然！试想：人性的张扬——如果不是在实践文化中表现为生命主体对其社会主体性关系的全面伸张与实现，不在生产生活的运行方式中凸显为人类的社会进步和有序，人们驾驭各类事物的主体性、改变社会的创造力从何而来？不具有这种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同类个体，还称得上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吗？足见，脱离“现实类生活”这个临近的属概念说人性，只能是不得要领的天方夜谭。
其次，人类的生产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命活动。它说的是人通过劳动（把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切入到对象之上的对象化活动），将对象之物在其原本自然功能不受侵害前提下，转换成为我之物的社会变换过程。长此以往，所有对象形态的尺度都将成为人的尺度，人类对这样一些尺度的社会变换与运用，又将极大地改变人的现实类生活。
而人，作为驾驭这一过程的社会单元、生命主体，必定经历一个被不同知识形态改造、形塑，被各种文化构成浸润、陶冶的过程。同类个体正是在这万千变化的社会生命场景中感悟生命、彰显自我，奇思妙想、形塑人格。更加奇妙的是，在人们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中有一条定律：细微在生命个体、发展实体和类群个体之上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彼此完全是迥异的，但一定是交错/互构的。这种交错与互构，总是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有序方向上——实践文化上，达到有机分布和最可几。人的社会生命一旦裹挟其中，就将焕发出无穷的社会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不仅超凡脱俗了人类，还改变人类变换自然活动之本身。
籍此，我们不仅站在当下历史的高度厘定了人类劳动与人性的差异和联系，还昭示出人之为人的生命性、发展性、创造性等丰富内涵。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视角审视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人性就将在同类个体的现实类生活中，表现为人的社会生命性、文化发展性和知识创造性（种差）。这样的人性可不是其他动物可以轻易企及的！
第三，考虑到目下人类认知方式的局域性，我们不得不在理性层面上，对于被理性注入我们头脑的观念世界做一解读。以往的理性视域，总是把完整的世界分开来看。在存在层面，人和世界的关系被划分为人与自然、人同社会、人和自己同类的关系；在知识层面，人对世界的关系被结构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哲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等基本学科体系和框架；在认知层面，人对世界的关系被拆分为知/行关系、主客观/主客体关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关系、人类语言文化和符号学的关系。
我们发现：在被人的理性视域所拆解的世界中，人类所生存的世界，和人们关于人的维度的所有理性认知，始终被他们关注问题的视角/层面（物质、精神、道德、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和秉持的理性原则所分化、所统辖。实际上，所有这些从不同层面延展出来，被某个领域、某个专业、某个智者按照各自的理性原则论说的维度，都只是人性维度的不同侧面。在人类变换自然的现实世界中，它们是难以自立独撑的。即便你把所有层面按照共同的理性原则整合起来，这个人性维度依然是理性的。理性是个好东西，但现实类生活却是另回事儿。对这一矛盾的社会破解，不是执着于理性对这一问题本身的理性，而是理性对人的现实类生活这种特殊实践文化的生命直观和理性。
现实世界，人的生产生活、人的社会需求、人的利益分配，从来不在各自为战的理性层面来言说，而是作为经济社会的运行环节，利用人们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社会占有关系去发力。不仅如此，任何长篇累牍的理性都无法把人类对文明的坚持、对财富的创造、对知识的运用、对权利的谋取、对制度的形塑一网打尽，唯有与之生命同构的人类对各类资源形态的社会占有方式，及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所有国家）占居的市场结构地位才有这种能力。所谓人类理性，只有利用这个环节，在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谋取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中——才有一贯到底的逻辑可能。
当着人类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是将所有理性层面和人性维度整合一起的唯一途径，也是让理性的辉光在现实类生活全面绽放的发展视域。从实践文化的角度审视以往的理性世界，由存在层面划定的人与自然、人同社会、人和自己同类的关系，在现实类生活中构成人的存在关系；在知识层面结构一起的学科体系和框架，及其在现实类生活中所指涉的相关领域，构成人的发展关系；人类在认知层面昭示的各种主体特质和文化，则是在现实类生活中凸显为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理性层面都由必不可少的关系要素所组成；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各个层面之间又都发生愈发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的相对稳定与长期存在，为学科间的分化兼容、交叉渗透提供了社会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说，当下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正在从以往的分化过程，走向一个交叉融合、协调发展，和被日益凸显的全球化进程功能整合的文化高端。浸润在这个历史过程的人性发展，在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平衡发展之间，（在人类置身其中的所有领域）必然有一个促进多元文化发展、推动属人之性融合的过程。前文所说“人的社会生命性、文化发展性和知识创造性”，就是对此做出的最好诠释。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从前人们关于人性定义的传统视角，站在当下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视域。
综上所述，人的本质属性必然被参与生产生活的同类个体所具有。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依然促在人与自然、人同社会、人和自己同类交互一起的关系之中；只要这些关系要素结构一起的社会生命状况依然彰显人的智慧、创造和包容；只要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一个个历史断裂中不断从中获得新的平衡与发展，现实的类生活就将表现为——它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交错一起、持续互动的和谐状况。乃至我们不得不说，在人类变换自然的历史活动中，人性始终表现为被所有适合那一社会的驾驭主体（生命个体、公民个体、类群个体）所承接、所传递、所彰显的发展本性。
当人的结构在变换自然活动中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严重失衡，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得不可持续，当人类为避免各种危机的全面爆发，不得不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时，这时的人性，又将通过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所有国家（多元文化类群）及其实践文化，凸显为国际分工体系向低端文化类群的全面兼容性，和不同文化类群之间互为对象、彼此需求的相互类属性。那将是人类自我救赎、改变未来命运的最后一张王牌和底线。除此之外的任何做法，都将加速人类文明的迅速瓦解与坍塌。以至我们不得不说，未来历史汇聚在同类个体之上的发展本性，必然表现为那一社会的驾驭主体如下人性特征：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业已作为一种相对成熟、自我调控的运行机制，剩下的事儿就是同类个体结构在这个进程中始终不变的本性——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
人性是在人的三重关系中生命凸显的文化之性、属人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