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齐鑫：现货金银投资风格基因决定？
“有些人会在后天成为价值投资者，而有些人也许天生就是。”
喜欢便宜的价值股还是波动迅猛的成长股，这似乎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问题。西格尔教授说：“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内在倾向。”
就以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Graham)为例，他是巴菲特的导师，代表作有《证券分析》(SecurityAnalysis)和《聪明的投资者》(TheIntelligentInvestor)。
格雷厄姆寡居的母亲是个小投机者，在“1907年大恐慌”(Panicof1907)中赔得一干二。当时格雷厄姆年仅13岁。
格雷厄姆永远也忘不了童年那个“耻辱”时刻：母亲让他到银行去兑现支票，而银行柜员问经理，格雷厄姆夫人是否“值五美元”？
成年后，格雷厄姆青睐遭到投资者普遍唾弃的公司。用他喜欢的话说，这些公司的股票“死掉比活着更有价值”。在几十年的投资生涯中，格雷厄姆的收益遥遥领先于大盘。
再来看看已故投资大师约翰·邓普顿爵士(SirJohnTempleton)。邓普顿的父亲是田纳西州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乡村律师，也是一名投机者，做棉花期货交易。有一天，他回家告诉年幼的儿子们：“孩子们，我们赔光了；我们破产了。”邓普顿靠打零工挣钱，艰难读完大学和研究生。
1939年，27岁的邓普顿拿出100美元，让经纪人给他买进所有股价不超过1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在四年时间里，他的投资翻了两番。
邓普顿曾说：“人们总问我哪儿的（投资）前景好，其实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法是，哪儿前景最悲惨？”
格雷厄姆和邓普顿青睐便宜的“价值”股，而不是波动迅猛的“成长”股，这也许是由他们的经历所决定的。但这种偏好也有可能源自他们的基因。
2010年，著名价值投资者塞思·克拉曼(SethKlarman)在美国巴布森学院(BabsonCollege)发表演讲时说，对果蝇的研究显示，多数果蝇会涌向有光的地方──但有极少数果蝇似乎在基因的驱使下喜欢避光。
克拉曼调侃地称这些果蝇为“微型的逆向投资者”，它们是昆虫界的“深度价值投资者”。克拉曼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对冲基金BaupostGroup总裁，管理着260亿美元资产。
他接着说，他推测多数人也许拥有一种“显性基因”，喜欢追逐走势火爆、炒得过热的资产，只有少数人拥有“隐性价值基因”，这种基因决定了他们能耐下心来，优先选择一切遭到重创、无人问津的资产。
克拉曼前不久告诉我，现在他仍持同样的看法。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许多投资者事实上可能具有一种在股市逢低买进的遗传倾向──尽管成长环境也会强有力地塑造你的投资风格。
在研究中，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EuropeInternationalBusinessSchool)的亨里克·克龙奎斯特(HenrikCronqvist)和余方以及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斯蒂芬·西格尔(StephanSiegel)三位经济学家，考察了瑞典35,000名双胞胎的基因构成和他们的投资组合。
同卵双胞胎的DNA100%相同，而异卵双胞胎共同基因的数量则与普通兄弟姐妹差不多。研究人员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所持投资组合的相似性进行了对比。这使经济学家能够估测出相同基因组合与相似投资组合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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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显示，这些投资者所持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为23倍。仅有十分之一的投资者（可以把他们称为“深度价值投资者”）所持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11.6倍或以下。
在全部投资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坚定的成长型投资者）所持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28.6倍或以上。
这项研究的结果相对精确，因为其投资者样本很大，而且瑞典税法直到最近一直要求散户投资者完全披露资产持有状况。
研究显示，投资者对价值股或成长股有着程度不同的偏好，而在这些差异中，可用遗传密码差异来解释的部分高达24%。
熊齐鑫提示,贪婪和恐惧一样，都会扭曲理性。市场只讲事实，只讲现实，只讲理性，市场永远不会错，错的是交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