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公布的数据来看，第三季度GDP增速跌至6.9%，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值。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我国单季GDP首次低于7%。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曾降为6.2%，远远低于那一年8%的全年目标。然而，2008年末中国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将2009年全年增速推升到9.2%。对此，市场降准降息的呼声又开始响起。
就在稍早之前，彭博社(Bloomberg)对25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分析师们预测，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实际增长6.7%，低于官方为全年设定的“7%左右”的目标。市场开始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硬着陆”或动力消退。对此，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曾表态，只要GDP数据不低于6.5%，就将被视作7%。
与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担忧相比，国内专家们对GDP破7并不悲观：一方面，GDP在多项经济数据中的“至尊”地位也在被削弱。近两年来，中央政府在提倡逐步淡化GDP的同时，更对就业率和新增企业登记数量等指标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度。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数据更具主流意义，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同时，中央高层也多次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符合全年增长预期目标，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有快有慢是正常的，不能说只能加速、不能减速，这不符合经济规律。
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广泛认为，GDP统计数据有低估的之嫌。有学者曾表示，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其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给抽样带来一定难度，大量服务业、个体小商贩、农村地区消费等产生的经济活动可能未被计入GDP。
而笔者认为，现在统计GDP数据的精准难度在增加。在上一个周期中，由于采矿、冶炼、重化工业行业等占比大，统计方法如果较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状况，在采样的选择与权重的分配上，以上这些行业所占的比重必须较大。但过去几年增长较快的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公司规模小、数量多，如果完全沿用过去的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经济增长失真。
不过，尽管大家对GDP数据的真实性存在着较大争议，但第三季度GDP增速下滑已是事实。好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逐步重心下移，并没有出现断崖式跌落。而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鉴于，这三个期的作用同时出现、互相叠加，因此整个局面要比2008年之时更加复杂。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第三季度GDP破7的呢？
首先，投资增速下降是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三季度经济活动走弱，房地产去库存持续、工业活动疲弱、消费增速放缓。尽管政策支持力度加码应有助于提振基建投资增长，但这并不足以完全抵消房地产下行和金融行业增长放缓的拖累。
值得关注的是，重工业在去产能化道路上苦苦挣扎，钢铁产量大幅下滑，全国钢厂高炉开工率也显著下降。整体而言，预计9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可能由8月的6.1%下滑至5.9%，使得三季度平均增速至6%。同时，为保障9月份纪念抗战胜利阅兵活动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临时关闭了一些工厂，这一因素影响了工业增加值数据。
再者，股市成交萎缩，拖累了第三季度GDP增速。央行公开数据显示，7月份，沪市日均交易量为7024.6亿元，环比下降26.9%，深市日均交易量为5227.1亿元，环比下降34%。8月份，沪市日均交易量为5147.7亿元，环比下降26.7%；深市日均交易量为4630.6亿元，环比下降11.4%。9月的数据目前尚未公布。
从指数表现来看，截止6月末，沪指收报4277.22点；而到9月末时沪指低至3052.78点，跌幅近30%。因股市受到去杠杆和持续暴跌等因素的影响，在整个第三季度成交低迷，这直接影响到GDP增速。
最后，进出口数据增速持续保持低位，使GDP增速放缓。虽然专家们表示，我国外贸顺差正在扩大。但这也反映出国内企业进口需求不足，显然这是“衰退型顺差”。笔者认为，受到全球贸易需求萎缩的影响，以及中国出口自身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阵痛之中，未来我国对外出口增速持续低迷将是“新常态”。
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甚至已经破7，很多专家建议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宽松，年内再来一次降准降息应该可期。不过笔者认为，货币宽松对拉动经济的效果不会很好：一方面，信贷结构严重失衡。9月新增信贷1.05万亿元，M2增速达到13.1%。并不是社会缺乏流动性，而是大量的信贷资源流向了房地产、国企央企等领域，真正的实体经济没有沾到多少雨露。
另一方面，银行间市场的同业拆借和质押式回购利率，都明显低于去年同期近1个百分点，说明银行体系的总体流动性充足。而是银行间货币市场的低利率没有很好的传导至信贷市场中。如此看来，资金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不畅通的难题仍未破局。
笔者认为，货币宽松不仅救不了中国经济，而且还会引发隐性通胀，未来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更可能高频率地使用SLF、PSL、定向降准、再贷款等“微刺激”手段将成主基调。而盲目的全面放水，只能进一步催化资产泡沫和为通胀埋下隐患。所以现在政府当务之急应是减税降费，这样才能快速将实体经济拯救过来。
应该说，政府收税是天经地义，毋容置疑。但并不是财政收入越多越好，财政收入的增速最好跟着GDP增速，面对经济下行，政府应尽最大的努力做出降税的行为。通过全面大幅度减税的方式，把钱留在企业和百姓手里，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简单办法。
一方面，现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的社会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都跑到虚拟经济中去，这主要原因是投资实体经济风险太大，税收过高，无利可图。而事实证明，只有实体企业活了，经济才能活，走好中国经济这盘棋，最重要的是通过大幅降税减费的方式来激活企业。
有小企业主算过一笔账，他每年的营业额是2000多万，但交完税后，利润就剩下不多了，而且这些利润多半是一些没有收回的应收账款，如果考虑用工成本上升和坏账率抬头，企业在盈亏边缘苦苦挣扎，现金流总是很紧张，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如果让流转税能够减半征收，让企业有利可图，那么愿意投资实体经济的人就会多起来。
另一方面，减税降费并不意味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减少。在《论语·颜渊》中有记裁：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国库钱不够花，该咋办？”有若回答道：“能否将百姓的税赋减轻呢？”哀公说“现在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再减税岂不更惨？”有若再回答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国库又何愁没钱用呢？”
笔者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前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因为企业所得税增收会降低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个人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直接减少个人财富；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导致物价上升，抑制消费。所以要经济复苏、财政充盈，政府必须加大减税力度。
面对第三季度中国GDP首破7，各方都要求进一步放松银根。但事实上货币宽松，也必须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套，因为货币宽松后并不等于社会资金会流向实体经济，故实体经济的复苏还是离不开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对社会资本的引导。所以，稳增长不能不谈减税，促改革不能不谈减税，惠民生也不能避谈减税，政府减税力度若是再大些便会对拉动经济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