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三大变法比较研究》
变革研究中心 涂方根 韩雪
我国历史上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 出现的变法思想和提出的变法主张不下数百次。但是就其效果来说，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也有。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深远、经验与教训也最深刻的要数秦孝公（公元前359-前338年）时商鞅变法及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6年）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万历初年（公元1573-1582年）的张居正变法。下面从三次变法的背景、内容、结果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三大变法的变革环境对比
1、都发生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商鞅变法发生在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的转轨时期,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发生在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即这几次重大改革分别发生在封建社会初期、中期和末期, 对封建社会的建立、巩固、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商鞅变法对日臻成熟的封建统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对封建统治中出现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边疆危机等进行挽救,稳定和巩固了封建统治。
2、都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
从商鞅变法来看, 当时正是战国纷争, 各国都在进行变法, 秦周边的国家都国势强大, 而秦当时却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都很缓慢的西部落后王国。因此秦孝公即位后, 决定进行改革, 下令求贤, 选拔人才进行改革。王安石变法时, 国内土地兼并严重, 大地主通过买卖土地, 占有了绝大部分土地, 北宋统治者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农民无以维生, 出现了北宋中期农民起义。加之北宋边防形势严峻, 北方有辽, 西北方有夏等, 辽夏经常进攻北宋, 边境战争从未间断, 造成军费开支大, 民族矛盾尖锐。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 为此也进行过改革, 但没有得到广泛实施。张居正改革时, 明朝中叶, 吏治腐败, 贪污成了官场积习。吏治的腐败, 造成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 明中叶以后, 土地兼并并非一般化, 以皇帝为首带头兼并土地, 设置皇庄。此时, 外患不断, 有九边危机和倭寇入侵。
3、最直接原因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财政困难而进行的。
整个封建时期, 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快, 使社会需求物质资料的速度高于物质生产的增长速度, 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很严重的。一方面, 由于封建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因此出现人多地少, 必然引起土地兼并,国家赋税征收的困难。另一方面, 赋税征收的困难, 必然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因此历次改革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改变国家的财政困难而进行的。
二、三大变法的变革主体对比
1、核心领导
在封建社会, 要革旧图新, 必须得到皇权的支持,帝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 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 也决定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
商鞅从公元前359年开始推行新法起, 秦孝公始终对他信任专一,使其“ 极身无二虑, 尽公不顾私”。正是由于秦孝公的坚决支特,方使商鞅在新旧势力的殊死斗争中击溃旧贵族的猖狂进攻而取得胜利。孝公死, 惠文王立, 商鞅虽然被车裂而死, 但“秦法未败”。商鞅的新法事实上一直被坚持下去。
王安石变法之初, 得到神宗一定的支持, 但随着变法的逐步展开, 当反对派的声势高涨之时, 神宗对王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 不仅对变法动摇起来, 还想禁止已经实施的青苗法, 并将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监视王安石。失去了皇权的大力支持, 王安石的变法必然难以长久地坚持下去。
张居正改革取得了皇权的大力支持。明神宗即位时, 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 还没
有独立的思想, 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任首辅后, 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监冯保的信任, 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张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 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 这样, 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张居正正是有效地利用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2、变革代理人
变革者的性格、能力、知识与技能特点对变革结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1）性格特点：三者对变革都有着坚定的信念，但是相比而言，王安石不如商鞅和张居正。都独断专行。
（2）能力：都具备卓越的政治才华，敏锐的洞察力、优秀的变革实施能力、较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等。
（3）知识与技能：都习百家之言，并能结合实际。
三、三大变法的变革内容对比
历次改革的具体内容, 都与其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即当时社会存在什么问题, 其改革的内容就涉及什么问题, 就事论事。因此历次改革的重点又不完全一致。商鞅变法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他注重政治方面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处于封建统治成熟时期, 他注重经济方面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处于封建社会逐渐衰弱的时期, 因此既重视政治改革, 又注重经济改革。从历次改革的目的来看, 都是为了富国强兵。从几次重大改革的内容看, 各有侧重点, 以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四个方面研究其改革的内容。
1、政治方面
商鞅变法、张居正改革都涉及政治改革内容, 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 其改革的内容不一致。商鞅变法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 对于中央集权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居正改革, 对已经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进行改进。从其内容看,张居正改革主要在于封建中央政权的加强。是典型的重人治, 而轻法治。
2、经济方面
三次改革的重点都是经济改革, 经济是基础, 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政治改革则难行推行。由于生产力低下, 从人们的需求来看, 主要还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改革的重点在农业, 注重土地问题和赋税制度改革, 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够重视。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贯穿于整个封建时期。
商鞅变法处于封建统治的形成时期, 主要注重封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经济改革内容主要涉及土地及赋税问题, 这些改革措施不是很成熟, 但他的经济思想却影响了整个封建时期。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注重封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重视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问题, 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赋税制度的改革。其中王安石变法, 吸取了前人的改革经验, 其改革中涉及的经济问题, 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都是最全面、最系统的。
3、军事方面
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到清朝的灭亡, 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历代王朝周边都有少数民族居住。这些少数民族也经常侵袭历代封建国家, 因此历代王朝的边疆时有战争发生, 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 就要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进行军事改革。
商鞅变法建立了军队的鼓励机制, 王安石侧重军事训练和武器的制造,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人的考核和使用方面。三大变法从各个不同方面加强、巩固国家军事力量, 保证国家强盛。
4、文化教育方面
这方面的改革, 是涉及最少的。王安石变法中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张居正改革中, 注重整顿学校, 一方面严选学官,另一方面, 严格生员的考选制度。其重点都在于培养符合封建统治的人才, 对科举制进行完善和补充。
总之, 历次改革大多针对时弊, 就事论事, 对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作用, 但对整个社会发展缺乏全面地、系统地、宏观地改革思想。
四、三大变法的变革程序对比
商鞅变法总体上遵循了观念导入——变革定位——方案制定——方案实施的程序。内容上首先抓住经济改革这个牛鼻子，从根本上抽掉了奴隶制的根基。其次，在根本改变经济基础的同时，狠抓政治体制改革，使经济、政治改革有机结合，配套进行，以收相得益彰、事半功倍之效。最后进行社会风俗改革。这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经济、军事到政治、社会习俗，一系列改革有层次地相继展开，从而使改革协调推动，卓有成效。
王安石变法内容多而广，在比变革实施的过程中，基本都遵循着：调研实践——组织立法——局部实施——方案调整—全国实行的程序进行。王安石变法从内容上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张居正在变革实施的过程中，基本都遵循着制定方案——局部实施——全国推行的程序。内容上，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五、三大变法的变革技术对比
思想层面上，都能够采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如商鞅坚决反对以古为法, 拘守前制, 主张“恃其数”,“适于时”,“因世而为之治, 度俗而为之法”。即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 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方式、方法, 以适合不同的时代需要。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认识，与孔孟的唯心主义针锋相对。张居正运用了“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他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些在当时对陈腐思想史很大的触动。
方法手段层面上，三者都注重舆论宣传和造势，为变法做好思想准备；都通过不同方式力争“高层”的支持；王安石、张居正都特别注重先试点后全面推行；商鞅变法注重取信于民、以法治为辅助。
六、三大变法的变革力度对比
商鞅变法的力度非常大，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手段上厚赏重罚，最终使秦国从变法前“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到变法后秦国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都有了十足的增强。商鞅的变法改制, 不仅为当时秦国的富强作出贡献,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 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皇朝—秦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安石变法主要围绕理财、强兵两个方面，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主持变法十几项，涉及士、吏、农、商、兵等，由于变革重点在于催制兼并，调整或重新分配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财力和权利，加强了国家经济管理和强制的力度，深深触动了豪强富贾的根本利益，引起以“两宫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由反对的力度可见王安石力度之深。
张居正变革，形式上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模式；手段上，使用了废书院、禁毁私学、廷杖、流放等高压政策；内容上，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这次变革全面而又深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至今启迪着人们的心扉。
三者对比而言，王安石变法力度最小，主要围绕经济、军事方面，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张居正变革次之，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影响深远。商鞅变法力度最大，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虽然有些措施不够成熟，但是商鞅变法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三大变法的变革效果对比
1、正面评价
这三次变法, 从其社会效果来说，都有其积极意义。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商鞅变法直接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国的主导地位，促成了后来商君学派的确立，为法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商鞅变法的成功，还奠定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政体形式，影响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变革，影响了后人数百年，例如免役法，保甲制度，科举制度，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又如后来的降息贷款，分级征收土地税，当铺等，无疑王安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张居正改革的作用下，明朝一改自嘉靖、隆庆以来的颓势，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为大明朝争得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变革之后，万历时期成为明代最富庶的几十年。张居正执政的10年，是明朝276年历史政治最清明、国力最强盛的10年。
分析三次变法成功方面的原因如下：
（1）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2）都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上层”的支持；
（3）都有明确的变法思想指导，改革态度坚决、目标正确。
2、负面评价
三次变法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着负面影响。商鞅的严刑峻法既给国家带来了混乱，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愚民政策不仅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也不符合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趋势；穷兵黩武思想的提出显然是非常态之下的一种选择；扼杀工商业，这种重农抑商的变法举措被商鞅死后的历代秦国国君所继承，在此基础上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这种政策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了贫富不均的局面。王安石变法成为变相的敛财，在国库充盈的同时，导致了百姓贫困；在变法过程中凶兵恶卒、假公济私、盘剥人民，使得政府更为腐败。张居正变法对权贵的打击虎头蛇尾，没有真正铲除，反而刺了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
分析三次变法失败方面的原因如下：
（1）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性，历次改革大多针对时弊, 就事论事, 对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作用, 但对整个社会发展缺乏全面地、系统地、宏观地改革思想；
（2）三者性格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如商鞅迷信刑罚，用法过峻，刻薄少恩，鄙弃仁义；王安石性格固执自恋、一意孤行；张居正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从社会发展趋势说，“当更法而不更法,，虽有大贤不能为治”，是真知灼见。而就主持变法者个人而言，必须在才德两个方面兼优，否则亦不能为治。这是时代的严峻要求，尽管各历史阶段对才、德要求的内涵不同，但其必须“兼优”则是缺一不可。德高望重, 自然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吸聚力， 但才具不足， 变法到一定深度就会夭折；雄才大略， 但德性亏损，虽可凭借权力推行变法，俱其结局不是“ 其法不尽非”，“ 其人不可取”，就是“ 人亡政息”。这是规律， 是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总之，上述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变革，功过成败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借历史改革运功成败经验教训之烛火，反照我国现在企业的变革，显然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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