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道至简，万物皆通。人生在世，行在江湖，何以为本？

    在西方，自苏格拉底开始，人们将思想探索的视角从宇宙转向社会（江湖）。苏格拉底身在狱中，却说：“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个正义的人是否也能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理想的正义国家将是怎样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意味着公平。这些思想对西方的江湖之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时期，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人的全部理想、最高目标、生命意义与终极关怀”却被阿奎那等人赋予了“上帝”。“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人生是一段趋赴上帝的旅程”。

    人要升天，江湖却不甘空寂。文艺复兴以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貌似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一时间迷了人们的眼，于是，江湖陷入义利之争的混沌。

    以边沁和密尔等为始的功利主义强调对最大利益的追求，却带来不择手段的攫取。因此，资本主义战车轰然快速前行，全然不顾车轮下淋漓的鲜血。与此同时，康德愤然而起。他深情地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敬仰和敬畏：在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效率还是公平？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社会的道德缺失并行，如此的困境使尼采不得不惊呼：“上帝死了！”

    还好，“正义”的身影出现在20-21世纪的江湖中，手可擎天，脚可立地，力图将身陷泥潭中的西方世界拉出。于是，前方开始充满阳光，江湖正在变得有序。人们透过霞光中“正义”的身影，仿佛又看到苏格拉底穿越而来的目光。

    在中国，自孔子开始，人们同样将思想探索的视角转向寻求江湖之道（社会运行之规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其中，“义”为宜，是事物应有的样子，是绝对的道德律；“仁”引导了“义”，是品德完美，仁爱之心。子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 。甚至相信“人之初，性本恶”的荀子也提出：言义不言利、尽心、知性、至良知。这些思想奠定了几千年中国“义利观”的基础。

    与儒家相对的老庄之道德观，则是寻宇宙之道，超绝物质世界，求精神之幸福。兵家讲求上下同欲者胜；而墨家则提出兼爱而法天，与西方基督教中的博爱、敬上帝极为相似。

    但是，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承管子之说，形成中国的功利主义思想，与一千多年后的边沁思想异曲同工。

    好在汉唐继承时期，以汉董仲舒为代表，以唐韩愈为代表，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外王”层面；宋明理学时代，朱熹、王阳明等人则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内圣”层面，使儒家的义利思想依然一统江湖，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滞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动荡的中国在飘摇中前行。江湖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人名利、江山社稷伴随着政权更迭缠绕在一起，唯独没有了“义”！

    三十多年前，从浩劫走出的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却也使中国彻底陷入唯利是图的不义深渊。“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或许，这并非邓公的本意，而中国的现实却是：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江湖。

    或许，是时候了。血肉翻飞的江湖呼唤侠义之士的身影。唯有如此，中国的江湖才能走上充满阳光的有序之路。还好，人们已经开始寻找“正义”的身影，同时，人们也仿佛看到，两千年前的孔子穿越而来的微笑。

    人在江湖，以义为本。古往今来，一脉相承。这是多么神奇的轮回啊！

    PS：

    前日，看到姚尧先生为其书稿《义薄云天》系列《北非营救》写下的自序——《追寻义薄云天之人》。书中讲述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如何做到义薄云天。读后颇为感慨，且深受启发，遂写下此文。

                                                                               2015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