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平阳县人民医院医生徐志坚连续3天加班后，在病房查房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此后，徐志坚的家属提出工伤认定，却得到了“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决定书。这件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国工伤制度存在哪些不足？在工伤认定中还有哪些模糊地带？就此，《人民日报》9月17日刊文进行讨论。

　   无独有偶，日本Blogos网站近日也发布文章，原题：中国过劳死人数增加，原因与日本相同还是截然不同？“过劳死”是日本一种奇特现象，在全世界都闻名。不过中国最近也出现“过劳死”现象。美国彭博社称，中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也有报道称，中国蓝领带薪休假的比率约为30%，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的人仅12%。

对此，专家们就“过劳死”该不该算工伤存在着较大分歧，这是一场有关情理和法理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明明是因为工作过度劳累而患病或死亡，却无法获得工伤赔偿，这是一种制度性冷漠；而明明是指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伤制度，有时候却冷酷的让劳动者欲哭无泪，让死者家属蒙受二次伤害。不过，笔者认为，中国人为何会发生“过劳死”现象，各方都应该进行反思。

 首先，中国人过劳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受“不顾健康追求财富”的社会潮流影响。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竞争社会，有些民企职工的工资比国企高得多。而作为个人，谁都不愿意辞去高收入工作，即使被迫加班也愿意干。有些人为了赶工期，更是不顾最最基本的休息，而导致过度劳累突然死亡。

笔者认为，很多中国人对“拥有金钱与地位”十分向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哪怕用“健康交换也在所不惜”。因此，过劳死现象在中国很难消失。当然有些国人已经步入富裕阶层，而因过度追求“金钱和地位”造成了“过劳死”。日本人过劳死的原因是“还住房贷款”和“养家糊口”以及“公司效益差，怕自己会失业”的潜意识。从这几点来看，日本和中国的过劳死有类似之处。

再者，企业只求效益最大化，并不太在意职工的身体状况，这也是导致过劳死的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人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4小时，月均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但许多企业并不遵照执行。2000年，中国出现首例过劳死诉讼案件。如果作为企业一方，稍微多关注一下职工的身体状况，做到劳逸相结合，不强迫职工加班，则更能发挥职工创造财富的潜力，过劳死人数则会大大下降。

最后，《工伤保险条件》要更加人性化。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5条规定了“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十种情形，逐条对照可发现，“过劳病”并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至于“过劳死”，必须是死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抢救48小时之内死亡的，才能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一个人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只要没死就不能算工伤，哪怕他要在病床上躺一辈子；即使死了，如果死得较慢、较晚，同样不能认定为工伤。

不得不说，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合情理的，甚至是残酷、残忍的。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存在，导致现实中发生了很多悲剧，让受害人及其家属遭到二次伤害。且举两例：2007年，江苏女教师李华晕倒在讲台上，在昏迷64天后离开人世，尽管她的病是长期劳累所致，但当地教育局拒绝认定为工伤，而拒绝的理由，说白了就是李华死得太慢、太晚了；2012年10月，建筑工人尹广安在工作期间突发脑溢血，经过30个小时的抢救后，尹广安的家人决定撤下呼吸机，原因是如果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家属就无法获得工伤赔偿。

悲剧的发生，恰恰反证现行工伤制度的某些规定不合理、不人道。工伤，顾名思义就是工作原因造成的人身伤害，“过劳病”、“过劳死”无疑都应该纳入工伤认定范围。“法律无外乎人情”，不合情理的规定需要修改，让其更加人性化，为劳动者权益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中国每年发生过劳死的人数高达60万，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从中折射出，很多人受社会潮流的影响，不顾身体健康盲目追求财富。同样可以看出，企业为了效益，逼迫职工超负荷工作的不人道行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出现“过劳死”之后，相关法律法规的严重滞后，让人觉得不合情理甚至冷酷。如何让“过劳死”纳入工伤认定范围，做到法理与情理的统一，这既是对死者的告慰，也是对其生前工作付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