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的汉江人杰季梁
包毅国
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真正让随州走进中国历史的是季梁。
我们说中华文明5000年，其实它是由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历史从朦胧走向清晰的过程。中国历史走向清晰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由于周王朝的第十任天子姬胡实施集权带来了贵族的叛乱，姬胡出逃，姬胡之子姬靖不能立即继位，由召公、周公共同摄政，史学家称“共和元年”。从这一年起，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得以保存，一直到今年，这种记载就再也没有间断，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所以我们说信史就是记载确切的历史。同时我们把这些历史记载的书通称为“春秋”，先秦各国均有史书，唯有鲁国的史书传世。《春秋》就成为专称。《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0年）。这部史书言简意赅，微言大义，为后世修史创立了叙事简洁，意蕴深刻的典范。因而被列入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
季梁能把随州带进中国文化史，是因为楚国的崛起。此前，楚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氏族社会的落后地区。楚武王以前的君主都是亲自参加社会劳动的。楚发达起来了，就想通过随向朝庭讨要政治地位。随是周王分封在汉水之东监控、教化荆楚蛮荒之地的封国。随真去了周替楚说了话，周不允许。两年后，熊通自立为武王。楚对抗周天子，敢于自封为王，必有自己的实力和底气。不要以为这是楚随的对抗和冲突。这实际标志着春秋时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结构重组（《楚国经济史》刘玉堂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楚地的经济发展必然促进政治格局的改变。伴随着政治权威的失落，必然催生一个新的阶层的出现。这就是中国社会重建的指导者，历史进步的推动者，自我价值的创造者。他们俯察现实，构想未来，纵横捭阖，立德立言，为中华文化开辟极为广阔的空间。这就是志于道，厚于德，多才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随后，他们有个专用称呼叫“士”。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文化的长河才有了波澜壮阔的景色。
楚武王渴望政治地位的变化发动了侵随的战争。这既是朝野的对抗，也是利益的博弈。它为中国新兴阶层“士”的出场营造了最为恰当的氛围。
公元前706年，时代特有的这种分化改组，风云变幻政治环境，必然孕育培养出一大批有思想、有精神、有学识、有人格的社会精英知识阶层。这些人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们只对社会重建负责，对文化重建负责，对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尊严负责。他们对社会负有“不治而医”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对社会负有教导的责任。
楚武王完成了氏族制度向国家机关的转化，就气势汹汹地开始向朝庭讨要政治地位。随国是朝廷在南方的代表。面对气势汹汹的楚王，随侯说：“我无罪。”武王说：“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楚武王的宠臣斗伯比认为，汉东诸多周天子的分封国都是以随国为中心，我们只要狠狠敲打一下随国。所以他说：“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左传·桓公六年》）楚王的另一谋臣熊章且比说：“有季梁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季梁还未出场，《左传》就通过对方敌人的议论来说明季梁是享有国际声望的社会精英。
透过季梁的出场，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这种社会秩序动荡，思想信仰危机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重建新的思想信仰、重建社会秩序、探索生存之道。这是知识分子最神圣、最紧迫的历史使命。照耀千古的季梁就在中华文明最关键的时刻出场了。
春秋时期，随只是周天子分封在汉水之东的诸侯国，如果不是重大事项，《春秋》是不会记载随国的，因为有季梁劝修政和论兵的事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立言”、“立功”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照耀千古的亮相。一个志于道、厚于德、多才识、勇担当的知识分子在重兵压境的危难时刻，镇静、从容地论述政治、军事、文化，其中的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那么丰赡厚实，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春秋》中平静简洁地叙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季梁那赤诚的爱国情怀，重塑社会灵魂的精深思想，还有他那双平和远眺却雄视万古的目光。让中国文化始终有一道光亮照耀，原来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季梁那睿智的双眼。
这道照彻文化的天光之所以令中国人心灵震撼，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它放射出的是一个特殊阶层的理想和人格。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它必须有三个阶层起作用，一是政治阶层掌握权力让制度发挥作用，二是知识精英阶层，它不掌控国家权力，但对社会负有教导责任，三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层，在经济上支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季梁就是中国信史阶段冷静观察社会现实，深入探讨社会发展，创立最适合文明发展的原创性思想家。可以说季梁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士人阶层的第一人。我们可以遗忘许多历史故事，但只要你想做中国的文化人，就不要忘了这位对社会进行教导的开山祖师。
在中国文化体系里，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被称为士。《说文解字》是这么解释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就是说，士是忠于社会的，要让少数和多数合为一体。士这个阶层就应该有俯仰天地、洞察人生，具有大视野、大胸怀，熟知万事万物运行规律，对自己、对国家充满信心，始终把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季梁，就会发现他是“士”的第一人。在西周，士本为低级的贵族，与平民比较接近，但他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具备一定的修养和才能。随楚这场对抗前后十余年，因为季梁的存在，终于让险恶的抗争顺利化解。我们可以从《春秋》中读出季梁的这些思想和认识。什么是道？道就是忠信。利民就是忠，敬神就是信。神是谁？神是老百姓（夫民，神之主也）。老百姓幸福就能丰收，丰收了就能富裕，小国就能成为大国。先和楚国议和，他不同意，就可以唤醒老百姓的保家卫国激情，和敌人打仗时要避实就虚。这些话题，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军事、哲学诸多领域，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在他的立言的基础上进行详尽的发挥和发展。或者说，诸子百家都是吸收了季梁的学术营养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个先贤哲人。
“道”是中国文化永恒的主题。实际上，“道”意味着正当性和正义性。季梁阐述社会的正义，就是忠和信两个字。季梁和随侯论述怎样让随国这样一个小国化解大国的威胁，就应该建立一个有道的随国。怎么才能有道呢？就要总要想到对老百姓有利，这就是忠。什么是信，就是真实不欺地祭祀神，就是信。现在老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私欲，现在司仪是在欺哄神，随楚对抗中，随肯定会灭亡。随侯听了季梁的话，说：“我祭神的时候，规规矩矩，真心诚意，为什么神灵不帮我？”季梁说：“你以为神灵是谁，神灵就是老百姓！你只有先团结老百姓。老百姓认为你不诚心，是因为他们不幸福。老百姓是神的主人，主人不叫神帮你，神怎么可能帮你？你应该修明政事，亲近兄弟国家，就可以化解随楚这场冲突。”季梁关于“道”的理解是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学者对《左氏春秋传》（又称《左传》）的“道”作了计算，全书共出现123次。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道”的出现虽然很早，但那是做道路意义的使用，后来虽然引申为方法、样式，作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法则来使用，这是第一次。
中国能成功地将世界上最众多的人组织在一个政治体制内，就是因为有“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故事的发生，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比方淮海战役，共产党60万打赢了国民党8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斯大林认为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其实共产党还握有一件法宝就是“道”。
今天的中国，人口相当于美国、俄罗斯、西欧与日本人口的总和，这样多的人能够包含在一个政治体内，令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的“道”。这种奇迹的发生，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是解释不了的，唯有这个“道”，让所有的中国人觉得大家必须生活在一个政治体内。这就是文化的原因，从季梁提出了“道”的概念之后，能很好理解诠释“道”的人都成了中国文化天空中灿烂的星斗，当我们仰望满天星斗时，就不会忘记，是季梁赐予了它们灿烂的光芒！正是《左传》123次使用了“道”，所以它被列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你要想成为文化人，受过“三、百、千”的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四书五经。《左传》就是五经之一。四书五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是中国文史哲的总汇，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有了季梁的“道”，大一统就成为常态，尽管中国曾有过分裂，但这种分裂就是一种变态。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会把这种变态恢复到常态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因此有中国文化在，就绕不开公元前706年的季梁。
季梁的“道”让随州走进了中国文化的经典。随州人觉得季梁是大贤。其实，是天地宇宙大自然造就了随州，随州适宜耕种的土地必然孕育农耕文化的圣贤。中国历史的信史之前的夏商周被称为半信史阶段，之前还有传说时代。传说时代的炎帝神农就出生在随州。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初期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追记中必然带有神话和传说，但传说不会凭空而起。中国古史专家对历史的编订是严谨的，应该说传说中隐藏着历史的真实。
我觉得从信史中的季梁出现在随州，恰恰可以用信史证明，随州具备文化英雄成长的环境。炎帝神农这个文化英雄的内涵，乐意为民众的生存牺牲和奉献的南方天帝。随州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稻谷的种植，必须用众人的力量，平整稻田，兴修水利，这就涉及到文化最核心的概念。聚集？众人凭什么听你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惧怕，二是道德。体魄的力量是很容易改变的。我们从猴群挑战猴王就会感到惧怕的聚集不会长久。唯有道德的力量可以让聚集紧密长久。炎帝神农就是这种具有高尚道德的典范。炎帝神农许多行为有着极大的风险，比方他尝百草，尝错了就会死人。但他为什么还会去冒这个风险，是因为这种牺牲可以使他的部落聚集成一个整体。稻谷的种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长时期的安定，因为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稻作最根本的规则就是不能欺哄土地。真心诚意对待土地，就会有丰厚回报。这就是诚之源泉。诚存于心为忠，达于言谓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诚就是“道”。它其实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炎帝神农开创的稻作精细农耕让“道”普遍存在于随州这片土地上。历史从漫漶走向清晰，季梁在东方文化的发源的这片富矿开采出高品位的思想珍宝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把创立这种文化生态的炎帝神农称为圣人，把从这种文化生态中寻找到规律总结为“道”的季梁称为“大贤”，而且两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天地自然的形貌性质必然产生不同的人群和不完全相同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总和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它是涵养一个区域文化特性的丰厚土壤。这种环境和土壤必然孕育一定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就必然催生一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所谓天圆地方，其实是说天地的规则。天的法则是周圆运转循环，地的道理就是稳定，天地就形成对立的动和静。人类对随州天地动静的认同和遵从，就必然产生炎帝神农、季梁这样的文化英雄。随州这座城市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就会寻找到自己的优势。上苍赐予随州众多的智者，终于发现了这座城市丰沛厚实的高品质历史文化资源。先后在新老城市建设了炎帝神农和季梁两个公园。走进随州，漫步这两个公园就是穿行于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从漫漶走向清晰。特别是信史中的季梁在中国文化经典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季梁是中国信史中的第一位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他的精神品格孕育了后世的诸子百家，他们构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国文化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才有浩浩荡荡的万千气象。在炎帝神农故里，季梁是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贤。
只要读过中国文化经典的文化人，就知道大贤是什么样的份量。199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萧克将军到随州，第一件事就问，季梁祠在哪里，我要去拜一拜。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将军说，发蒙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只要读了中国文化的经典，就会读到季梁。是这些经典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处世。拜谒季梁就是一个文化人的自觉。
今日学子不知“经典”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而我们通过季梁公园的建设，重现中国文化的经典。经典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我们读过，就会感受到它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不仅仅是可以营养自己，还可以福荫子孙万代。历史会永远记住这届随州党委政府和这代随州人。因为我们这代随州人建设了季梁公园，就是让天下人真实地认识了中国文化。
（潘世东转载于包毅国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