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公安部官网发布了“猎狐2014”专项行动即日启动的消息。“猎狐2014”的内容，是“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这里的“在逃境外”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逃”。这一行动，自7月22日起至年底，由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因此，名之曰“专项行动”。
其实，这种“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近年来一直都有进行，基本上属于公安机关的常态化工作之一。公安部官网在发布上述消息的同时，还披露了这项“追逃”工作自2008年以来的成绩单——“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这个成绩可谓斐然。在这730余人中，有150余人是2013年的“追逃”成果。这150余人的消息，是公安部在2014年2月13日晚间公布的一系列消息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一来是因为消息公布次日便是情人节与元宵节合体的日子，二来是因为当时曾经跟人掰扯过这150余人是不是都是“外逃贪官”。
“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内涵很丰富，包含了所有在经济领域犯各种罪的外逃人员。人们深恶痛绝并对其兴趣十足的“外逃贪官”，是“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绝不能与“外逃贪官”画上等号，这就像你可以说“钓鱼岛是中国的”但却不能说“中国是钓鱼岛的”是一个道理。
贪污受贿等贪腐行为，与制假售假、传销、骗税逃税、发票犯罪等犯罪行为一样，大致都可以划在“经济犯罪”的名下。但在我看来，所谓“经济犯罪”其实不过是一种分类上的权宜之计，因为不管是经济犯罪还是非经济犯罪，首先都是刑事犯罪，之所以会划出“经济犯罪”这样一个分类，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操作上的便利，比如开展针对经济领域刑事犯罪的专项行动，比如已然开跑的“猎狐2014”。
对于一般普罗草根来说，一提起外逃罪犯尤其是经济罪犯，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外逃贪官”。这其实也怪不得草根群众眼窝子浅，毕竟这些年“外逃贪官”是热点话题，再加上这些年“外逃贪官”、“裸官”层出不穷，所以，你只要一提起经济犯罪、外逃这些字眼儿，人们的第一联想准是“贪官”，就像膝跳反应一样，屡试不爽。
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大约始于1980年代末期。据不完全统计，1992-2012二十年间，内地媒体公开报道的贪腐人员外逃案例大约有50余起；但民间传说的数字则已经上千上万，而“外逃贪官”带走的金钱数额，也早已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成为了天文数字，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富可敌几大经济体。比如最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20多万亿美金”，也就是说，“外逃贪官”们带走的钱大概相当于中美两大经济体一年的GDP总和；这说法很显然有些不靠谱儿，但这出于老百姓的民间想象，毕竟他们对大钱没什么具体概念。不过，这也折射出一个问题，亦即：老百姓对贪官尤其是“外逃贪官”深恶痛绝，很多人把自己的“没钱”归咎于“外逃贪官”把钱卷到了国外。虽然这想法不怎么对，但却反映了人们对贪腐的痛恨。
正如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强调的那样，“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今年早些时候，公安部也曾经称警方把“老百姓最痛恨什么犯罪就严厉打击什么犯罪、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问题”作为依法履职的基本要求和底线原则。大约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猎狐2014”来了。
且不论有多少外逃的贪官，也不论他们究竟卷走了多少钱，即使是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先把他们追回来再说；而人们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外逃贪官”到底贪了多少，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把那些“外逃贪官”都逮回来。这的确是一场硬仗，不仅关系到捍卫法律尊严，也不仅关系到维护人民利益，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能否坚定人民对国家、对法律、对反腐的信心。（图为2004年中行巨贪余振东被押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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