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不唯票选人”
不唯票选人，就是要以票选人，但这不是唯一的标准，还有其它的标准。
那么还有其它什么标准呢？还有年龄的限制，还有以考取人，还有以德取人。年龄、考试的分数，这不会变，主要是以德取人，并且我们把它提到了“以德为先”的高度。
从2011年起到2012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将自下而上集中进行换届。换届工作将进一步扩大民主，不过，受访权威专家也表示，地方换届选人标准要“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不唯年轻取人。（2011年
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在上一届选举及更早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我们落实得怎么样呢？
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首先要使选人的人是高素质的人，这样才能选出高素质的人才。在这点上，中央一级现在没有问题。中央高层，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他们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着他们，他们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选拔的省部级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合格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从另一方面讲，我国是一个后起的超大规模国家，我国的国土面积跟欧洲差不多大，人口比欧洲的一倍半还要多。在这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立马进行全面的竞争性选举，有动荡和分裂的危险，现在只能在基层，在部分县市进行)。然而，在地市级、县级，尤其是县级就不敢恭维了。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对干部选拔任用缺少科学的强制性规范。以德为先，“德 ”的标准难以量化。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书记碰头会成了“一言堂”
选拔任用干部一般要经过动议、初始提名、民主推荐或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等诸多环节。其中酝酿阶段俗称“书记碰头会”，也就是由县委书记召集分管县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有关负责人酝酿某个职位的人选，一旦达成共识，即将该人选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在徐社新任职五河县县委书记期间，其主持的书记碰头会渐渐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我们不妨看看
——关于荣某的晋升问题
「铺垫」时任五河县财政局副局长的荣某为了能够升任县财政局局长，从2003年初至2007年春节，多次找到徐社新，向徐社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徐社新均答应考虑。在此期间，荣某先后6次共送给徐社新人民币2.5万元、美金5000元。
「结果」在
——关于薛某的晋升问题
「铺垫」2005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时任五河县发改委主任的薛某为了请徐社新在其职务安排上给予关照，来到徐社新家中，送给徐妻3000元，徐妻收下后告诉了徐社新。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薛某请徐社新对其职务予以关照，并送给徐社新4000元。2006年9月，薛某再次来到徐社新的办公室，表达了在换届时提名其为副县长候选人的想法。2006年10月的一天，为了请徐社新提名其为副县长候选人，薛某第三次送给徐社新3万元。
「结果」在
——关于张某的职务调整问题
「铺垫」2004年中秋节和2005年春节，时任五河县小圩镇党委书记的张某为了能进县领导班子，先后两次分别送给徐社新2000元购物卡和2000元人民币。2005年9月，经徐社新安排，张某调任五河县财政局党组书记。由于对这个职务不满意，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张某请徐社新帮其调整职位，并送给徐社新2000元人民币。
「结果」在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2年4月至2008年3月，徐社新在担任五河县“一把手”期间，仅在为他人的提拔晋升、工作安排、职务调整方面就收受贿赂人民币近110万元、美金5000元和欧元500元，占其受贿总额的40%强。①
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张改萍在卖官过程中，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在任期间，她对干部工作“常抓不懈”，甚至在被“双规”前不久，还在“积极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严格对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考核、程序、范围、内容以及评定的标准”，要“使干部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而是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②
逢年过节“发财致富”
作为一个县的一把手，逢年过节，张华琪和徐波不是想着怎样为处在贫困线上的140多万颍上人民造福，而是把年节当成“发财致富”的时机。
张华琪开始担任颍上县委书记时，正是王怀忠（已被判刑）主政时期，阜阳的风气不正，年节一到，每天往机关家属大院送礼的车子有上百辆，排起了长队。耳闻目睹这种买官卖官的恶劣风气，张华琪心中不忧却喜，庆幸自己拿到了一个大县的干部使用拍板权，赶上了“发财致富”的好时候。
果不其然，送礼大军到了。从
当县委书记的第一年春节，共有20多名科级干部到张华琪家“拜年”，张华琪按礼金的大小一一做了安排。
从1998年开始，张华琪连续4年春节受贿超过20万元，受贿最多的1999年春节甚至达到了40多万元，连中秋这样的节日也有万元甚至几万元的进账。
比张华琪大3岁的徐波，到颍上任职的时间却比张晚了3年。他于1998年6月任颍上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当时张是县委书记。2000年7月张调任阜阳市委秘书长后，徐波坐上了县委书记的位子上。两年之后，徐任阜阳市政协秘书长，直至2004年8月被双规。
徐波到任时正是张华琪大肆收受贿赂的时候。眼看着身为县委一把手的张华琪把主导全县干部调整的县委常委会变成了“卖官场”，很快便掌握了张华琪受贿的全套“本事”。笔者作了一个统计，徐波在非法收受他人的136.18万元财物中，仅年节就达到113.3万元，占83.3％。
从1999年开始，徐波连续4年春节受贿超过10万元，2001年和2002年春节期间，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30.28万和32.7万元，4个春节收受下属送来的“过节费”居然超过100万元。
“拜年”官员想要达到的目的，徐波在日后帮他们绝大多数达到了。颍上县国税局原局长绳某从1999年到2002年，5个节日送去了2.1万元，如愿调任县财政局局长；古城乡党委副书记聂某某从1999年到2002年，4个节日送去了2.6万，聂某某得以先被提拔为镇长，后被任命为镇党委书记。
买卖官帽牟取私利
自1997年8月张华琪第一次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干部任用问题后，5个月内连续召开5次常委会，对全县所有乡镇的党政班子来了一个“不留死角”的调整，涉及100多名干部。由于他调整的标准是“不送不重用（提拔），送少动一动（换单位），送多往上蹦（升官）”，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暗自把泪流。
几次常委会下来，为了让卖官售爵发挥更大的作用，带来更丰厚的“利润”，他开始把研究人事调整的县委常委会放在每年的春节前和春节后开。这样一来，更激发和调动了各级各单位头头脑脑们“拜年”的“积极性”。不送礼的，担心把自己从经济富裕的乡镇调整到经济条件差的地方，送礼少的，害怕自己被安排得不满意。有的乡镇一把手为了不离开原来的乡镇，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不断送，不断加深张华琪对自己的“印象”。
正因为张华琪把常委会当成了“卖官场”，而且专拣过年前后调整人事，花钱就有机会当官，使跑官要官、送钱买官成为颍上县当时的社会风气，并由此激发了不少做当官梦者的官瘾。
陈某是颍上县的一名普通公安民警，要是靠自身努力，不知什么时间才能熬成副科。陈某的老爸从张华琪当上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开始注入“官帽资金”，两年后，“投资”超过5位数的陈某被任命为一个大镇的组织委员。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徐波在担任颍上县委书记的3年多时间里，总共卖出了29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售出两顶。
2001年，颍上县选派一批干部充实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在确定下派人选时，徐波建议选派曾要求其给予关照的县委办公室副科级秘书王某到颍上县江店孜镇任党委副书记。2001年8月，王某调任江店孜镇党委副书记。同年中秋节前的一天，王某带着4万元来到徐波家，感谢徐波对其重用。
2002年初，颍上县乡镇换届时，在徐波的“关照”下，王某被提名为江店孜镇镇长候选人。为了表示感谢，同年春节前的一天，王某来到颍上宾馆徐波的住处，送给徐2万元；春节期间，又到徐波家里送去2000元。
在“关照”———“感谢”———再“关照”———再“感谢”的默契循环中，王某步步高升，2002年春节过后，如愿当选镇长。③
“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
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判决书最长———达114页；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共计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成为安徽第一巨贪“县令”。该县共有37个乡镇，无一不向陈兆丰行贿。
“要想富，动干部”，陈兆丰深谙此道。
陈兆丰利用乡镇换届、撤并乡镇、机关机构改革时机，大批调整干部。方案都由他一人拿，组织部只能按照他的方案去履行手续。
2001年，当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交给陈兆丰审阅时，陈把方案扔到一边，并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接着他又重新提出一套方案，对行贿者视情况都作了相应安排。
2002年7月的某一天，陈兆丰突然来到解放军某部一实验基地秘密住下，并关掉手机，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两天后，他鼓捣出了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他还把这份方案交给县委某领导征求意见，当这位有着多年组织工作经验的领导提出，此方案中有三处违反组织原则时，他大为恼火。在他的操纵下，这份方案在没有作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在书记办公会和常委会上得到通过。
1995年，中央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02年7月，中央又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各级党委选拔任用干部必须严格按照“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程序进行。但陈兆丰无视这些规定，在乡镇换届人事安排上，不在县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成员之间酝酿；机关机构改革人事方案，也只是象征性地征求县委某主要领导的意见。所提拔的干部中，有的没经过民主推荐，有的虽然经过民主推荐，也只是走过场，根本没有考虑民意，有的甚至没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从而导致用人失察失误，带病上岗者有之，能力平平者有之。
陈兆丰为了对行贿买官者有个交代，竟实行党政分设，严重超职数配备干部。全县25个局机关单独设立了25名专职党组书记，造成了局机关分工重叠，一些单位推诿扯皮、相互掣肘、效率低下；县直机关有32个单位超职数配备45人,全县37个乡镇党委、政府班子组成人员都在11人以上。
“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定远县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张保林说：“当时定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陈兆丰用人不是凭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而是凭送给他钱的多少。那段时间，定远‘跑官要官’之风盛行。”
1997年年底，时任能仁乡副乡长的许某和陈兆丰的朋友唐某一道来到陈兆丰家，送给陈6000元，请陈兆丰提拔使用许；第二年年底，许被提拔为能仁乡副书记。1999年秋的一天早上，熟门熟路的许某带着1万元独自来到陈家，把钱放在桌子上后，开门见山地请陈将其提拔为乡长，陈收下后当场给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家训打电话，将许确定为严涧乡乡长候选人并最终使其当选。
2000年，时任定远县炉桥镇副镇长的朱某为了职务升迁一事，与陈兆丰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先后两次到陈家，共送陈8万元。2000年12月乡镇换届时，朱被任命为定远县卜店乡党委书记。
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定远县法制局副局长李某的妻子带着从朋友处借来的两万元来到陈兆丰家，请陈提拔自己的丈夫，陈收下后给王家训打了招呼。
在陈兆丰所卖的官帽中，最贵的一顶是由城西办事处原党委书记杨守兰买走的。
1995年，杨在任县花园湖公园筹建征地组组长期间，贪污征地专项资金15万元。2001年10月，安徽省第七次党代会在合肥市召开，会议期间，杨守兰来到合肥市某宾馆陈兆丰的房间，将其贪污的13万元送给了陈兆丰，提出想到人大、政协任职。陈兆丰回到县里后，立即让王家训安排人对杨守兰进行考核。
一个月后，杨守兰一路升迁：定远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县政协副主席。杨守兰在买来的副县级位子上还没坐稳，陈兆丰案发，杨行贿买官的事也跟着暴露。
与陈兆丰一样，被判有期徒刑10年的安徽省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立，在任用干部时也是“唯钱是举”：1999年11月，该县方集镇书记李思功因在基层工作多年，想调回县城工作，看到县农委缺主任一职，即以县委书记殷光立妻子张某名义存款19888元，送到殷光立家，并提出任县农委主任的要求，殷答应考虑。
半年后，县委调整干部，没有调动李思功，但县农委主任仍缺职。李思功认为可能送钱太少，又从亲友处借款8万元，于
“唯钱是举”，在县委书记腐败案件中十分普遍。
上级难监督，下级、群众监督难
从1992年到2002年，一直担任定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张保林感慨地说：“用权力做交易是陈兆丰的一贯手法。当时我是分管人事的组织部副部长，对陈兆丰的做法非常不满，为此他就绕开我，找其他人‘合作’。这一案件的教训深刻，首先是一把手的权力太集中不好。当时，县委组织部在将干部情况提交常委会讨论时都要先向陈兆丰单独汇报，再向常委会汇报。这使他‘平时收钱，关键时用权’有了空间，使得权钱交易在当时的定远县成了气候。同时，常委会的表决方式也要改一改，不能‘书记定调子、常委举举手’。同时，各级纪委要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我当时就是因为不跑不送，虽然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部门的充分肯定，但一直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子上待到了退休。”张保林感慨地说，“一次陈兆丰当着有关领导的面说要提拔我，最后因为我没有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陈兆丰案件的发生首先是制度约束不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不够健全，还有空子给别有用心的人可钻。虽然中央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但这些文件，只是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程序、纪律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动议、提名、考察对象的确定、酝酿的程序、讨论决定时的表决方式等，都没有作出科学的强制性规范，对县委书记在用人上搞不正之风和腐败很难遏制。”定远县委组织部课题调研组在该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董学赋的带领下，深入分析了陈兆丰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后，在提交的课题报告中分析道。④
应该说，以德为先，不唯票选人这没有错，问题是出在执行上。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不唯票取人，有的地方变成了不以票取人。权力只对授予者负责，是为政治学原理。这样，权力只对上负责，甚至只对个人负责，而不能都对下负责。难怪有的官员把老百姓当屁民，难怪权力难以监督。
在我国的历史上，反腐败，没有谁比朱元璋更牛的了，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更有全新发明。最恐怖的当属“剥皮实草”：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后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
朱元璋反腐，对皇亲国戚绝不手软。开国功臣朱文正，是他唯一的侄儿，因违法乱纪，被毫不留情地废了官职。附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被河桥巡检司一位小吏告发，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并同时颁发通敕令，表扬告发小吏。
朱元璋还倡导全民反腐。他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遗憾的是，朱元璋的全方位反腐，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官员照样该贪的贪，该腐的腐。⑤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来自皇帝一人。我们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
习总书记上任伊始，就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制度的笼子要有两种线焊成才能牢，这就是经纬线。经线就是纵线就是上下领导；纬线就是横线就是横向监督（最有效的横向监督就是权力由同级选举产生并建立完整的监督机制）。只有经线没有纬线的笼子就容易被扒开。
为了更好地做到以德为先，不唯票选人，我们首先要弄懂以德为先，不唯票选人的含义。以德为先，不唯票选人就是说选人首先要看德，德不过关的不能作为候选人，其次才是选举。这里的选举是竞争性的选举，使候选人感到选票的力量，感到干得不行就有可能落选。具体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规定组织考察要放在选举前，即采取现在通行的“公推直选”的方法。通过组织推荐、党员联名举荐、党员个人自荐三种方式，产生报名人选。在党组织资格审查后，上一级党组织对下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的候选人预备人选要进行严格深入的考察。组织考察是“组织”的考察，不能由一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在通过组织考察和纪委的廉政鉴定后，正式选举了，就要以票取人。这样就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心动不如行动，我们要懂得，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时间很紧，我们以后在基层选举、乡镇选举和县级选举时就要这样做。
以票取人，这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其中也包括以票取人，只不过是在经过德的筛选之后，这是中国式的民主制度。这里面有比较高深的学问，在此我抛砖引玉地提出一些办法，望大家共同完善。见《基层如何选举》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1393035910658.html
《建议基层选举干部引入竞争机制》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1297998&boardId=1&view=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95452827533.html
当然这样的改革也有阻力。一是这样的运行方法和现在的运行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不习惯。我们要认识到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作法，是一个最经济最扎实最有效的作法。二是这样的改革要触动部分官员的利益，因为通过这样的选举，有的官员不一定还能当选。习近平主席于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我们要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否则我们就会愧对历史、愧对未来。
① 安徽三厅官落马受审 任县委书记时卖官十年
② 权利异化下的“问题书记”
③ 国家级贫困县两任县委书记的腐败之路
④ "千万县令"动干部卖出百余顶乌纱
⑤ 邓林2008 反腐败,谁能比朱元璋更牛?
曹许明
20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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