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骗局和中国的造假大潮——从历史走向现代【鹤舞九天】

         假作真时真亦假。—— 曹雪芹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造假，并非某一个社会特有的现象。几乎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造假的现象，比如谎报收入从而少纳税，多报利润以美化自己的经营业绩，甚至制造假的货币、假的信用卡，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在西方这么多年，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但是所有这些造假，和中国的造假比起来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中国社会中的造假如果不是空前绝后，那么也是登峰造极了。我不知道这问题是起自近代，还是古已有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的造假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造假的动机和原因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如下应该是主要的：
　　好大喜功，粉饰面子，追求虚荣，从而胡编乱造，夸大政绩，无中生有；
　　一本万利，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指鹿为马，滥用权力，迫使下级按照自己的意思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逢迎拍马，出于利益，迎合权势，迫于权势，为个人的生存或者发达阿谀奉承。
　　但是，仅仅是这些动机和原因还不能使得造假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造假的普遍化需要有更多的条件，比如：
　　法律的缺失——社会对造假缺乏惩罚，从而使得造假实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可能受到的惩罚。
　　道德的沦丧——也就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道德准则，认为造假是生存的必要手段，从而滔滔的造假洪流成了社会时尚，心理障碍一旦消失，造假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习惯的养成——法律无法约束，道德不予谴责，造假自会生根发芽，通行无阻，最后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从语言，到思维，到行动，都不得不假了。
　　造假带来的好处和求真带来的害处，这两者给所有的国人以诱惑和胁迫，使得他们不得不在造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人自己很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谁是由于说真话而把官位坐稳了？绝无仅有，凤毛麟角；有多少是靠说假话办假事飞黄腾达的？那么就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有多少是由于说真话而断送仕途，甚至丢掉性命的？举不胜举；有多少是由于说假话而受到严惩的？少而又少。这样巨大的反差直接告诉普通的国人一个放之华夏而皆准的道理：说真话，没有好处，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可能家破人亡；说假话，才有好处，才能升官发财，还可能鸡犬升天。
　　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下，造假在华夏就不得不如火如荼，规模越来越大，动机越来越广泛，参与者越来越普及：小到蝇头小利，大到社会民生，都可以造假；低到市井商贩，高到达官显贵，都可以成为造假者。
　　造假在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道德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甚至食品和药品都可以造假。这在西方是极其罕见的，至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在西方，有骗子，有强盗，甚至有杀人放火的。但是用假食品谋利的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是用可以致病甚至致死的原料或添加剂制造的假食品谋利。
　　假名牌、假文凭、假证书、假发票、假履历、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药、如此等等，林林种种，不胜枚举。对于盗版光盘和盗版书我就不说了，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于造假的普遍认同感，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担忧。甚至包括本应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比如中国人办海外移民时很大一部分会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国使领馆都已知晓，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在中国没有哪个机构可以避免造假，公证也好，认证也罢，在造假的汹涌澎湃的大潮冲击下都只能随波逐流，甚至还不时兴风作浪。
　　在中国，造假势力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猛，远远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比拟的，如此规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讳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只有在精神上对于造假具有充分的准备，完全没有犯罪感，才有可能为广泛的造假扫平障碍、铺平道路，从而让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却人人都效仿。一来是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比较安全；再者是从心里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才会有好处。这是一个培养撒谎的环境，于是星火燎原，渐渐蔚然成风。最后，说假话就成了一种习惯，即便到了其实说真话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假话连篇。很多国人说假话就如同巴甫洛夫证明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来说假话是重压迫使和利益引诱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后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只要让他说话，哪怕没有危险，也假话连篇。就如同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最后只要铃声一响，哪怕并没有食物，也立即垂涎三尺。
　　这样的全民说假话，为全民造假扫清了道路。这是造假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办假事。办假事通常是应付上级或者民众，当然更重要的是上级。搞什么形象工程，虚报产量，夸大政绩，欺上瞒下，从而得到升迁，至少不丢乌纱帽。至于是否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利益，绝不在他们关心之列。我自己就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农业学大寨”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工程，绝少有造福于民的，几乎都劳民伤财，只是为了层层应付，让上级开心了，目的就达到了。风头一过，工程就可以收摊了。不求实效，但求壮观；无意造福民众，只求取悦上司。
　　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羡慕造假。很多人告诫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聪明人”学习。在中国，这些“聪明人”就是那些溜须拍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人。很多人羡慕他们的“功夫”，靠说假话办假事受到了上面的青睐，从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甚至鸡犬升天。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了全体民众和整个民族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视，于是造假运动后继有人，越发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造假绝不始于近代，绝非今天才有。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在逼迫和引诱人民说假话，官员办假事。古代就有文字狱的传统，到了近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人民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指鹿为马”也许是比较早的一种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个皇上自己都在异想天开长生不老，从而对假药梦寐以求的时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药、假现实和假来世，同时迫使大臣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进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员，官员迫使底层民众，于是一个造假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开始普及和深入了。迫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造假的登峰造极者应该是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异族心存不满，清朝把文字狱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这迫使整个社会和人民说假话、办假事。人们通过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说假话的习惯，大概在那时登峰造极，至今方兴未艾，可能还有继往开来之势。
　　如果说迫于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还情有可原，那么好大喜功而主动造假就绝难容忍。令人遗憾的是，这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蔚为风潮。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据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处剪彩开会，好不热闹，影响之大，甚至波及西方。这波及西方的不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对于其纪念的“轰轰烈烈”。甚至一些说法更甚，宣称北美也是郑和发现的，还有海图引以为证，当然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骗局。
　　郑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绘成了和平的使命，国与国之间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典范。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似乎不是从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发的。如此“古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产生对这样的纪念活动动机的怀疑，从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怀疑。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史书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是类似活动中资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间传闻沸沸扬扬，这应归功于晚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侨为纪念漂洋过海的先祖而对郑和事迹的诸多传说。但翻检可靠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据说是明代一切关于郑和航海的官方档案早已被毁。有说是明代禁海派官员的鼠目寸光，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为之，总之其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中了解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居然就是罗懋登的长篇小说，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按照最近国人制作的模型，郑和的宝船就是（图11－1）中的样子。按照这样一个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仅仅为6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为65％，（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方模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吨！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吨的船吗？而且那是没有钢结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曾几何时，在“文革”时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和建造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媒体文件铺天盖地，还拍了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战船台》，欢呼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和“伟大胜利”。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成功的三万吨巨轮又如何宣传呢？究竟是“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年以后从明朝的三万吨退化到了文革时的一万吨的退化了和缩水了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
　　少数人的造假本身已经十分恶劣，而广大民众对于造假的赞赏、默认和纵容则更为严重。前者是个别人对于社会的犯罪，而后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前者的肯定，从而是整个社会的蓄意的造假。
　　 当然，正是这样的数据才使得一些国人感到亢奋，从而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伟大创举”啊？首先，我们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我们的船和舰队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这是真的，那就给咱中华民族挣足了“面子”，因此，这必须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须是真的。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祟下，郑和的伟大航海和其宝船舰队粉墨登场了。由于郑和航海的路线并非如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是首创，而实际上在1200年以前，也就是在郑和以前数百年，就已经为人所知，并且郑和又是基本上沿着海岸线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东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么创举。正因如此，吹嘘海船的巨大和编制的庞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则无以弘扬中国的伟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郑和的宝船和舰队不是用技术造出来的，而是用瞎话编出来的，是用牛皮吹出来的。
　　郑和宝船和舰队的瞎话之所以流传甚广，正在于有人愿意编，有人热情说，有人乐意信。郑和宝船的尺寸和舰队的规模“凸显”出当时中国“举世无双”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这正可以用来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风范、上国姿仪、古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都在这样的呓语中得到了升华。
　　郑和研究始自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也许太需要一段辉煌历史来支撑国人破碎的自尊心了，严格地说是面子。于是，“发现”自己的老祖宗原来在航海上也远远领先过来自海上的“侵略者”，的确很能振奋人心。学术研究一旦有了政治需求、关系到民族面子，便不可避免地取材考证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以求迎合上上下下的心理。即便是像梁启超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无法直面历史事实，而任凭其感情所误导，为了“民族大义”而领衔了“郑和下西洋”的造假运动。时至今日，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间，居然连郑和发现美洲、澳洲，甚至环航世界这样的谎言都有广大市场，令很多国人为之振奋。
　　审视国人对这个造假的普遍热情便可知华夏在近代“假大空”星火燎原长盛不衰的原因了。如果仅仅是普通百姓对此随声附和，那还情有可原，毕竟无知总是可以作为过失的遮羞布。但是那些贵为高知学者对造假不仅不予质疑，而且兴风作浪，这就绝难用无知来解释了。他们为了利益和面子丧失了判断能力并践踏了道德准则。
　　不管这记载到底出于何处，朝廷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对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们应该心知肚明。华夏不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不必回顾很远，看看非常近代的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献是多么不可信。中国当时的权威文献记录：1958年，水稻单季亩产达到13万多斤，红薯单季亩产达到113万多斤。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宣称：“在一亩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精确度胜于郑和的记录吧？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字记载有多么可靠了吧？这样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远，很可能会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举”而举世闻名。600年后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到了那时，国人一翻中国文献，“发现”了就如同华夏近代“发现”郑和下西洋一样的“辉煌”，于是一阵惊喜：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超过了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伟大的我们，总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编造瞎话和相信瞎话是瞎话得以弘传的充分必要条件。编造瞎话的和相信瞎话的人绝不愿意瞎话被戳穿，但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编出更多的瞎话来弥补最初那个瞎话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个瞎话链和瞎话市场。于是编造瞎话就成了一个有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此职业方兴未艾，从业者似乎绝无失业的担忧。
　　瞎话总是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当瞎话被质疑时就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对于造假者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敌人就是科学。科学对于真伪的判别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可再现性。如果是真的，那么给予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建筑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这些船只，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确有可能建造这些船只并可以下海经得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的。其实造假者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开始有些人为了复制郑和宝船，弄得轰轰烈烈，终于在竭尽全力之后认定可以造出1500吨的“木船”，木料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才能合乎标准，其中金属的使用也不在少数，现代技术也都用上了。一个参与者骄傲地说，一根钉子就超过了2.5米。然后申明，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举国支持之下如此折腾，也只能造出1500吨的“木船”，只有所吹嘘的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时郑和的宝船存在过吗？
　　 同样值得质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明朝在中国是一个相对弱的朝代，这样规模宏大的远洋航行到底始于什么动机？这今天仍然是一个迷。我们也许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但还是可以逻辑地推断其目的不是什么。首先，其目的无关商业，因为其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作为；其次，其目的也无关探险，因为那些航线在郑和以前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无关宗教，因为皇帝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东非。
　　 更荒唐的说法是去找太子、剿叛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怀疑。那个时候到东非去找太子、剿叛军，和现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踪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一样荒唐。因此，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至多是一个“政治娱乐”项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宣传皇恩浩荡，招引万国来朝。那时永乐帝叔夺侄位，被视为僭主，海内人心浮动，也许需要借助这样的娱乐和宣传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海内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还可以来一个“天涯若比邻”么。
　　于是就有了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沿着别人早已经开辟的航线，几乎就是沿着海岸线，到东非去兜了一圈。由于是沿着别人开辟的航线，又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没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郑和“粉丝”不必抱怨世界其它国家不把郑和下西洋当作一回事，更不用说当作一个航海的大事件，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达了那些东非的地方，都不会给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话编造的“航空母舰”和超级舰队却是一个划时代造假的极好证据。
　　如果说《西洋记》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退一万步讲，假定当时真的可以造出700艘万吨轮，那么郑和船队的远航意义是什么？郑和之前数百年，《西洋记》记载的郑和航线就已经存在。既然用比较小的船只进行远距离航海是可行的，就如同北欧的维尔京人以及其他海洋民族在郑和以前所证明的，那么如此庞大的郑和船队根本就是劳民伤财。这个对国民毫无意义的远航和秦始皇的地下陵寝如出一辙，是对人民利益的剥夺，是对道德准则的践踏。当时的虚无缥缈，被随后的《西洋记》变成了“神话”，被后世的国人顶礼膜拜热烈歌颂。在华夏，只要把皇恩浩荡渲染得轰轰烈烈，那么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就可视为粪土。如果说后世国人对这些瞎话的相信还可以解释为不谙科学技术，那么他们对这些造假的赞颂和喝彩只能被认为彻底践踏了以人为本的道德准则。无疑，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对于从造假中获得好处的期待，远远超过他们对过去造假中受到伤害的记忆。他们的整体性格，就是中国造假的土壤和基础，甚至始作俑者。
　　于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到了600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整个“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当然还不仅仅在这些整数的年份，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都在期望这个“下西洋”的壮举给予中国人以面子和亢奋。郑和的光辉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不惜劳民伤财，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翻译成现代的华夏“八股”就是：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给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太监和皇上还越过了600年的时空隧道，给当今世界送来了和平的信息。于是明朝这样一个小朝廷俨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成了国际关系的典范。一个残酷地压榨自己的人民并且不给自己人民任何权利的朝廷，居然可以是国际的友好使者吗？
　　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600年前的造假在今天产生了如此震耳欲聋的回音和共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简直是对我们自己的讽刺，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的荒唐，加上后世人的造假，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冠冕堂皇。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不能不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始记载的模糊不清，解读文献的曲意附和，迎合上意的旧史新说，再加广大受众的添油加醋，由此共同制造出的郑和神话，可谓中国造假案的典型范例。这样千疮百孔的瞎话和荒唐，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来附和与维护，不禁让人感叹华夏造假的人文基础之好。如果爱国主义要靠造假来支持，无疑是对华夏自己的辛辣讽刺；如果民族尊严要靠造假来提升，那必定是一条既丧失尊严也得不到面子的不归路。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只有利益原则，而没有正义原则。历史的记录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按照编纂者利益改编的演义。清朝重修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法辩明真伪。满清修史的最大害处是篡改，而不是简单删除。导致了有史无实。这是满清对于造假的继往开来之举，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没有绝后。历史学家吴晗曾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可见其危害之烈。而敢于正视历史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中却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按照今天的需要去重新描绘历史事件甚至编造历史事件，这是在中国屡见不鲜的做法。曾记否文革时期的那些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是的，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还是历史歌曲吗？但是，那时这些歌曲唱遍了神州大地。当时每个人都会唱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但是对其真正的历史歌词却一无所知。歌词可以重填，那么史实当然可以重写。于是，有的“历史”从头到尾连一句真话也没有。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但也觉得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就不再是历史歌曲了。我不知道从哪里翻到了真正的历史歌曲《毕业歌》的歌词，发现居然和重新填的词大相径庭。记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如此随意改写原词是可以的吗？我相信，很多人必然从这一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需要，就可以随意编造。”这样的造假以及那些更加严重的造假必然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理影响。这也是中国人不觉得造假是一种罪恶的原因之一。
　　知识界的学术造假更加令人担忧。本来这是精神领域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如果这也造假，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不假了。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说明了中国的不少文人是按照朝廷的意志杜撰历史的。不幸的是，这样的文人在中国自古至今俯拾皆是。近代的文人如此，古代的文人也如此。因此也就有“御用文人”这样的专用名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另外一个典型。如果说《甲申三百年祭》只是涂抹历史为当时的政治进行服务和宣传，因此还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污点，在道德上尚有可以解释的理由，那么，《李白和杜甫》就是一个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灵魂，以便获取地位和保全自己的典型。他的自我保护可以理解，说一些违心的话也可以被宽恕。但是，对于他的如此热情和主动的出卖和创造性的背叛就很难原谅。把假话说得如此得慷慨激昂和情真意切，实在是非彻底的奴才便不能做到。
　　如果说，那个时代还有政治重压可以作为造假的借口，那么今天的完全为了牟利而进行的学术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作为此项目的一部分，2007年秋天，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及进化生物学系教授斯登斯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名北大学生和3名耶鲁学生选修。学期末，在提交课程论文前，已有预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并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再次提醒所有选课学生。
　　结果，剽窃仍然发生了，而且很严重。根据所有论文的前后对比，斯登斯教授在发给《财经》杂志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至少有一半选修其课程的北大学生存在剽窃行为，“我从教30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如是说，并在12月19日当天，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出了一封电邮，同时附寄耶鲁大学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大学和北大教授。信件他特地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警告学生：“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国这样的行为也许得到了社会的默认，但是不管如何，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在信中，斯登斯也对北京大学校方在治理剽窃行为方面的无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北大存在如此之多的剽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他教授和行政官员的无所作为，和对剽窃行为的习惯性容忍。
　　这样的抄袭在中国确实是被广泛容忍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也许这样的说法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对于知识产权的态度。今天的中国，学术造假和抄袭已经司空见惯，根本就没有谁觉得这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如果说盗版好莱坞的电影还可以睁只眼闭只眼，那么抄袭他人的论文就绝不应被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一句中国成语用在这里，则再恰当不过。但是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吗？斯登斯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造假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蔚然成风。而且，那些教授级人物的造假比起学生的剽窃来要更加令人发指。如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造假案。
　　汉芯造假案：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及教授陈进，花钱买来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标志，然后贴上“汉芯”的标签，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工夫。从2003年2月“汉芯一号”问世开始，此人复制这一过程达3年之久，他的“汉芯”系列也从一号发展到了五号。此人头顶的光环越来越多，上海交大也在芯片的自主研发领域风光一时。2006年5月12日，终于东窗事发。
　　雒三桂剽窃案：此人是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雒三桂评注了《诗经》、《永乐大典》、《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
　　王铭铭剽窃案：此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的王铭铭教授所著《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当代人类学》，其学术道德腐败，令北大蒙羞。
　　黄宗英剽窃案：此人是北大英语系副教授，1993年攻读北大美国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8月晋升为副教授，事发前是系工会主席。黄宗英直接剽窃、改译《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
　　张汝伦剽窃案：此人 1992年秋回国工作，任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此人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
　　潘国和剽窃案：此人是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巧取豪夺而成，骇人听闻。这是一个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中学化学教师，40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本，论文一大批……著述的文字有113万字”，涉及刑事、金融证券，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结果都是剽窃来的。
　　实在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
　　问题还不仅仅于造假卖假在中国的普遍的程度和广泛的市场。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泛滥成灾。这是由于，造假的群众基础极好，造假的心理障碍全无，造假的理论基础深厚，造假的榜样无处不在。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可以毫无顾忌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就是现在，在电视上还有那个所谓的“入选卢浮宫的服饰”的广告，其告诉大众，他们的服装被选中进了卢浮宫——世界上顶级的博物馆之一。言下之意，他们的服装不仅走向了世界，而且攀登了世界艺术的顶峰。但是，稍稍了解国外情况的人都会知道，卢浮宫这样一个顶级的博物馆，其收藏的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古典艺术品；巴黎还有一个著名的博物馆是收藏近代艺术品的，即奥赛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即蓬皮杜博物馆。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博物馆，也看过不少介绍博物馆的书，但还是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博物馆收藏现在商店里卖的服装。
　　这样的假话在电视上说得理直气壮，丝毫没有要掩饰一下的犹豫。这骗人广告的制作者大概这样想：“法国人和卢浮宫不会来和我计较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出过国的国人也许会相信这样的谎言。”这样的广告如果在国外早就被起诉了，因此在国外你也看不到这样的假广告。首先在国外少有人这样厚颜无耻，就是有，也立即成了过街老鼠。
　　显然，无耻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会造成心理障碍了。一个人只要足够无耻，那么他一定是无所畏惧的。他可以蔑视法律，可以蔑视道德，可以蔑视人间的一切准则。对于这样的人，编造“入选卢浮宫”这样的假话自然小菜一碟，毕竟比起“郑和下西洋”和“亩产十几万斤水稻”来他们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容忍和赞许，使得他们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说中国的造假者是鱼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就是水。
　　中国的造假如何如鱼得水，看看今天的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就略知一二。至今有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都是造假的发扬光大。把历史进行胡编乱造后搬上屏幕或者银幕就可以赚进大把的钞票。在这些历史剧中，历史人物被改写，历史被篡改，但是篡改者和观众觉得这天经地义。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如果历史人物九泉之下有知，断定会气得或者乐得跳将起来。
　　如果把茅台酒的瓶子装上别的酒出售，那么这毫无疑问是造假货。尽管这样的假货屡见不鲜，但还是受到谴责的，至少会受到花了真货的钱而买到假货的人的谴责。但是把真实的历史人物装上虚假的情节，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名称中塞进篡改了的内容，却会博得满堂喝彩，而绝无被指控为造假的危险。整个造假的和买假的不仅都接受假货而且都山呼假货的精彩，这样的场面着实令人十分困惑。你可以想象用茅台酒瓶装假酒的造假者看到假货卖出很开心，但是很难想象买到了假茅台并且知道这是假酒的人也同样兴高采烈。
　　一厢情愿的造假，也就是造假者开心而买假者愤怒的造假，已经足够丑恶了。那么这些两厢情愿的造假就更加是一种悲哀了。鱼有水而得以生存繁衍，水由于有鱼而生机盎然，这样的相得益彰，何以造假不兴旺发达？
　　国人不仅在国内造假，在国外造假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中国人。据北美的统计，在北美造假各种文件和信用卡的主要是如下背景的人，中国裔、犹太裔和非洲裔。这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言论，而是事实。最近在加拿大多伦多破获的学位证书造假案就是中国大陆的移民所为。他们制造假的学位证书卖给中国留学生，买假者期望以此在中国求职时有一块比较好的敲门砖。除此以外他们还制造各种各样的假文件，他们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人。加拿大警察局说这些造假者已经几乎做到以假乱真。在造假方面的造诣上，国人有着特殊的天分。
　　还有更加丑恶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的造假。毒奶粉、毒鸭蛋、毒火腿、毒粉丝，不一而足，举不胜举。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用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添加在奶制品中，甚至在婴儿的配方奶中。三聚氰胺是可以致病和致死的添加剂，但是中国很多名牌都有这样的问题。添加三聚氰胺的唯一动机就是其可以使得在检测蛋白质时蛋白质含量表现得高一些。检测蛋白质实际上不是检测真正的蛋白质，而是通过测定氮含量来间接地测得蛋白质含量。如果没有任何非法的添加剂，这个检测方法是省时省力的。但是这些不法商家在牛奶里兑了水或者其它物质又要掩盖其真相，就用三聚氰胺这样的氮分子量比重很高的工业原料掺入其中，使得其在测试中表现得和正常的牛奶一样。
　　在中国国内的假货，就容许我不在这里列举吧。读者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假货，如果你还不曾买到过假货，那么你一定没有在中国居住过。
　　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应该是弘扬古希腊的精神，古希腊的求真求实正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但是，在开幕式中，居然出现多个造假。独唱的小女孩声情并茂的演唱本来无可挑剔，但是事后却爆出实际上全世界电视观众和现场观众听到的歌声来自另一个小女孩；而从北京外围一路如同脚印走向主会场的烟火，却是计算机制作的三维动画。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大呼上当。
　　在媒体爆出这样的实际情况后，西方人很不理解。对于他们来说，这既不真实也不公平，和西方的价值观正好水火不容。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那可就肯定会群情激奋。但由于这是中国的事情，西方媒体采取了非常低调的姿态，仅仅简单报导了这个事件，没有任何评论。但是嫉“假”如仇的普通西方人仍然表现了很深的厌恶。我周围的西方人虽然说得很客气，但是他们对此的厌恶难以掩饰。我和他们的谈话中，那些知道我来自中国的，会用比较客气的话来说，比如“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个真正唱歌的小女孩不也很可爱吗？”不知道我来自中国的就会用更加严厉的语言，当他们知道我来自中国后，不得不说“这对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别人会这样看中国人。我认识的一个很普通的加拿大人，他惋惜和无可奈何地说：“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我想，他说得很客气了。
　　最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有的人为了客气会这样说，“也许，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吧？”在现在的西方，人们通常不批评他们不赞同但不属于他们文化的行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是一句无奈的搪塞，其成为了他们对一些不赞同和不理解的行为不进行深究的借口。不幸的是，西方人如此无奈的敷衍实际上却一语击中要害，这句意在给中国人留面子的搪塞之语，恰恰道出了中国造假猖獗而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中国文化。
　　在西方人对于这样的造假表示深恶痛绝的时候，一部分国人也深有同感，但是更多的国人却表示了理解和赞同这样的造假。他们普遍觉得这样的造假没有什么，为了国家的形象，这样的造假是完全应该的。也就是，为了国家的面子，造假就可以名正言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毫无疑问，这样的造假是有民众基础和理论指导的，并非仅仅几个精英选择了造假，而且同时是大多数民众容忍和鼓励了造假。本来，造假并非中国的专利，但是这样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万众一心的造假恐怕除了中国就极罕见了。这和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吗？这和用茅台酒瓶装假酒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这样的场合都可以造假，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呢？这样的造假向世人发出了什么信号，在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这样灌输造假思想，导演造假行为，这个民族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
　　 有的人说这次奥运会让中国人，也包括海外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不尽然吧！如果一个人还有一点自知之明，那么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样的做法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了造假的怀疑对象。
　　在真正的创新和进步上乏善可陈，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从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终极的必然悲剧就是“育假人”。于是，在中国社会中，人的诚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一个诚信的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都带来了利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对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勤劳、节俭和诚信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比如对资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们之间诚信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悲哀，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汉学家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到了让他迷惑的一点：一方面“信”列为中国“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末位，表明国人是极重视的了。但另一方面，国人在实践中却言而无信，且完全不觉得撒谎是项罪恶。他引用清代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基德的话语：“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明恩溥沮丧地说：“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到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
　　且不要开骂“洋鬼子”，尽管他们说的确实刺耳，但是却一点不错。尽管“狼来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国人显然并不把诚信的丧失看做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似乎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国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参与有着异乎寻常热情的社会，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参与，或间接鼓励，或主动进行，或被动接受，下至市井商贩，上及高知学者，贱至草根平民，贵及达官显贵，如此燎原之势的造假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育假人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中华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错用、善良被误导、思维被禁锢，这是中华民族极大的悲哀。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