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庆历新政”出台的背景：内忧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军队数量不断增加。但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的士人担心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等为枢密副使，并多次催促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一）明黜涉，按官员的政绩进行升迁。（二）抑侥幸，限制恩荫。（三）精贡举，改变科举的内容和办法，选择“经济之才”。（四）择长官，选好地方官。（五）均公田，这主要是均地方官员的收入。（六）厚农桑，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积欠的赋税和大赦方面的内容。（十）重命令，重视法令的制定和执行。
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的大部分，因为宋仁宗的年号是“庆历”，故历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
二、“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
（一）改革文官制度：改革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二）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三）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四）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多者尽先差补。
（五）“减徭役”，重农桑：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
三、“庆历新政”失败原因
作为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他当时已有二十八年的任官生涯。从地方小吏到朝廷重臣，从他在地方上兴利除弊到西线疆场的御夏壮举，都可以看出他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人们以“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来推崇他，所以范仲淹就其个人品质、才能方面是能胜任改革大业的。而且范仲淹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洞察也比较深入，他把吏治当作关键问题。因为宋代官制到任宗时已空前冗滥，“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才。”
清代学者赵翼叹曰：“宋时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如此猥滥，非唯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费。”这就充分说明了其一是官吏的膨胀，其二是管理的腐朽。这也是宋代统治机体上的恶性肿瘤。它不仅耗费和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大量钱财，成为宋“积贫”的因素之一，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文资三年一迁，武职无年一迁的磨勘制度，由于“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进”，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鉴此范仲淹将吏治问题作为改革的关键提出来足见其眼光之远大！但是改革派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走了一条曲折而终究失败的道路。具体反映在以下诸方面。一是改革派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够充分，尤其是人才培养方面稍嫌欠缺的田间下仓促上马。新政的实施过程中，范仲淹通过仁宗之手，几个月内便大张旗鼓的将革新举措颁行全国，确有些急噪。虽然他也认为事有先后，应考虑“时所宜先”而采可行者人手但实际上却是：“席未暧于紫荆，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完全没有步骤性，这样革新政策就很难一环扣一环，一步步达其初衷。
正如对改革大业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李觏在其《寄上范参政书》所论的那样：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盲者，非苦口不宜；遗阙之原，岂是渺小？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 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亦。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二是从革新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来看，也不足称道。既以吏治作为改革的关键却又恢复了官吏考核制度，这些制度在王朝刚建立时也许适用，而对积弊已深的北宋中期吏制，则只是重病轻药，这种不彻底性当然不堪一击。
他还试图在科举上进行改革，以输送官吏，故以策论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却使“诡遇之小夫，心胥吏之心，学幕宾之学，依附公门以察其教条，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议。”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这是范仲淹所没有想到的。
此外，改革缺乏统筹规划，全面设计，其选择的突破口不够恰当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前五项都是以整顿吏治为核心，这首先给革新带来了强大阻力，触犯了守旧派权贵的既得利益，
没有注意方法。另一点从新政首先实行的几项措施看，也并非至切要务。如果能首先从富民强兵入手，可能付出的代价要小一点，如推广孙琳、郭谘的方田均税法，先解决农民最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试点，逐步推广，然后再整顿吏治，或许能为改革减小阻力，收到更好的成效。
再次，政策执行不力亦是其失败的原因。当时范仲淹坐在京城里，选派几个精明的转运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则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公权则通判人。”然后就新任知州自择知县。这样整顿吏治，是达不到他们想的“若然，则官修政举，则天下无事矣”的结果。当时的腐败之风盛行整个上下朝野，因此这么做根本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革新者失之主观，未能对政策实施情况加以调查，以致最后全盘失败。总之，由于改革派过于主观，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面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全盘考虑，这样就难免使新政在推行上遇到麻烦，因受阻而停顿。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统治阶层内容的反对势力的反对与阻挠对新政失败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
仁宗前后，虽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这就提供了改革的客观条件，但是，庞大的王朝还有它的势力，乍看还是气势逼人的。虽然财政危机比较困难，但皇帝直接控制的、真正掌握财政的内库还是比较充足的。另外北宋王朝较之前代，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各项统治政策的完善，使整个王朝更具有稳定性和应变性。而这些条件恰好又为改革带来了强大的阻力。而改革吏治的各项措施对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腐败作风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这也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这些顽固势力就百般的阻挠和破坏。改革派虽然认识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陷入了“因循不改，弊政日甚”，“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泥坑中，但没有把此“泥坑”作为革新的重点障碍因素考虑克服。宋朝当时对官吏的社会福利比较高，因此官吏士大夫感恩戴得尚来不及，如何肯言改革；中下级官吏老得耳聋听不到诉讼，或眼花已看不成文集，有的只揣摩上司之喜怒，或几月以至成年不理政事，普遍的因循守旧，成湎于太平盛世的幻觉中。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守旧意识下，要想革新，谈何容易！生活在两宋之际的历史学家范冲对庆历新政有一述评或许可以为我们多少解得其中之味：“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可变更。及范仲淹执政,犹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
范仲淹所倡导的庆历新政改革虽然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因素终归破产，然用历史的眼光去看此改革无疑是进步的、正确的。的确此改革有很大的难度，尤其在吏治问题的处理上首次触犯了官僚贵族的利益，因此，便引起了官僚贵族的刻骨仇恨和强烈反对，在加上仁宗皇帝的昏聩视听、动摇反复听取小人谗言致使对改革带来巨大的阻力，而改革本身又没有通过周密的部署和全盘考虑致使庆历新政改革最终流产，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范仲淹虽然壮志未酬，新政中途夭折，然而败归败矣，范仲淹在那个时代能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太平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他也是为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的，他改革中的具体主张和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阶级矛盾激化，以引起农民的反抗斗争，动摇赵宋王朝。但是，这并不防碍我们对范仲淹新政意义的肯定。特别是范仲淹在赵宋王朝的守旧思想已根深蒂固、习惯势力难以冲破的历史情形下，能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表现出对国家之兴亡、人民之安危的深切关注。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精神，对我们难道不是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