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经济的结构转型是本次深化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三中全会以来，旧有的市场藩篱逐步被打破，行政手段和行业垄断逐渐被《市场决定》所取代，迟福林教授相信，解放市场的核心就是调动最聪明和最敢于冒险的人群的积极性，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则以最低的成本和相对公平的方式，让大多数人分享经济转型后高增长的成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如何转型、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毕竟，打破一个旧世界不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更难。这其中的“不确定性”，正是目前市场焦虑的主要因素。

就目前来看，互联网、手机与金融是目前市场上异军突起、最能获得消费者和市场各方参与者认可的领域。自从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设想后，比特币第一次将非国家化的虚拟货币变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流通手段。在《解密比特币》中，我们能看到这种通过一系列的网络技术、开源软件和密码所生产出的货币，它不依靠中央银行、政府或者企业的信用担保，也不可被滥发或者被盗用，在目前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比特币由于保值良好，不断升值创造奇迹，从一种交易手段变成为了一种投资和投机的商品。这也许是对现有各国政府提出的一大警告，长期的官僚化定势思维中，使得政府的监管越来越僵化，从而难以适应创新后的变化。

年初《互联网金融》火遍全国，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种理财产品在各大互联网公司的推动下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各大银行纷纷利用行业规则进行限制。去年影子银行所发生的危机，使得互联网公司看到了银行同业拆解资金的货币基金市场，因此，利用闲散资金来向银行提供短期贷款，获取相对较高的贷款收益，并与所有用户进行分享，使得余额宝们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严格来说，这种创新确实打破了金融为国家专营的藩篱，增加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和风险，是值得肯定的创新，但如果将其变成投机和一夜暴富的工具，则会使“影子银行”里的“不确定性”风险进一步放大。格林斯潘在其自传《动荡的世界》中写道，泡沫和崩溃一直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特征，然而，它们不一定会引发经济危机，但金融领域太容易受到兴奋及非理性恐惧——类似于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的影响，未来的预测模型必须更准确地反映出“人性中可预测的方面”。因此，“非理性”的创新与“理性的”保守，是一个此消彼长、长期交替、相互补充的过程，其间的反复很难用取代、颠覆来形容。

所以，“非理性”和“不确定性”一样，并非是洪水猛兽。在提出“黑天鹅”理论之后，塔勒布在新书《反脆弱》中，认为还应该看到“不确定性”有益的一面，因为总有人或事会因此受益，在压力、混乱和波动下“反脆弱”，进而维持生存甚至繁荣。毕竟，任何伟大的经济理论都必须经受经济高峰和低谷的完整周期考验，只有反脆弱的坚强，才能让人们尽快复原。互联网公司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混乱”，从组织架构到人员岗位，包括公司的业务方向和财务制度，没什么不可以变的。在《孵化Twitter》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全球微博始祖的发展历程——四个网站的主要创始人在几年内先后担任CEO，又先后离开：诺阿贡献了产品的构想和概念，杰克将其变成了具体的互联网产品，并设置了游戏规则，埃文让twitter获取了大规模的投资，并使得网站拥有了天文数字的用户和内容，最后迪克找到了其商业模式——外人看起来似乎是创业公司成长中的内斗，事实上，是“不确定性”在主导公司的每一次变革，直到成功上市，大红大紫。

最后，在《移动的帝国》中，我们可以重温下日本的移动互联网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起初与中国空中网一样，都是以wap页面的方式存在，其后的i-mode模式则是一个超级sp，整合了大多数用户所有的底层需求，但iphone的横空出世，则是以app的开放模式，让开发者与用户随时双向选择所有需求，包括买卖各种商品——运营商平台被硬件平台取代。而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下一个“不确定性”的创新，自然就有了动力和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