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文化神州系一身

和沈从文受聘中国公学、北京大学，钱穆受聘燕京大学一样，梁漱溟就任北京大学讲师，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是一个“异数”。一个没有受过现代大学教育，没有留过洋，甚至“没有(系统)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的人，竟然站在了北大的讲台，并因此成就了他一生的文化事业，蔡元培先生的胸襟、眼光，今人除了敬佩之外，便只有对当下中国高校只将学历当学问的无尽感叹了！

初以《究无决疑论》名世的梁漱溟，并非如后来那般“狂傲”。接到蔡元培和陈独秀“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的邀请?，他“本不敢应承的”，并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倒是蔡先生那种求贤若渴的真诚打动了他：“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教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正因如此，1942年蔡先生逝世时，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

梁漱溟受聘于北大是在1917年底，但真正在北大开课却是在1918年下半年。他在北大文科哲学门和哲学研究所开设了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孔子哲学和孔家思想史等课程和专题研究。北大的自由学术氛围使他从各种学术观点中辨明短长，进而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另辟传统文化的新境界，卓然而成长为大家。

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说法，约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有了自己的人生思想。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投积水潭自尽。种种迹象表明，梁济之死与满清王朝的覆灭及其后几年社会政治情态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而父辈执着于道义的献身精神及一次又一次的国难国耻，也促使梁漱溟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逐渐陶铸了他敢作敢当、勇于负责、不同流俗、不畏物议的独特气质和言行如一、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

入北大之前的一段时间，他是倾心佛法准备出家的，即使在接到蔡元培的邀请之后，他也曾南下衡山，打算为僧，但进人大学不久，他的生活态度即发生了绝然改变，他成了婚，过起了儒家生活，他认为从民族前途出发，他应该站㈩来带领世人过儒家生活，他应该把自己体味到的孔子倡导的人生真义贡献给人类。据北大王宗昱先生介绍，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1921年10月)扉页上印有一张照片，是梁与其北大学生朱谦之、黄庆、叶麟的合影。梁在照片题记中说：“今年四五月间，我有翻然改变态度的事，决定要做孔家的生活，而把这些年来预备要做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因此这个相片要算我改变态度的一个纪念。现在这本书是我改变态度的宣言，所以我着重的把它印在这书的前面。”

梁漱溟进北大之时，“西化”与“国粹”的文化论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梁漱溟走进了北大，也自然走进了这场论争的行列。人校之初，梁即认为：“我的意思，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作学术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于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先生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我答道：‘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以继承文化道统、开拓传统文化的新境界为使命的梁漱溟，此时即显露出了宏大抱负。

1918年至1919年期间，他先后刊行了《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专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哲学，并试图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义诠释唯识学的义理。这两部著作为他的下一部专著的写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秋天，他在印度哲学课上开始讲演东西文化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不时登载他的讲演启事。9月24日，他登载的一则启事，颇为有趣，兹录于下：

本届选修印度哲学唯识哲学诸君鉴：漱溟此次决定在讲印度哲学唯识哲学之前，先取东西文化略为剖释。盖印度人之所为，人多未喻。假不先剖明，则讲印度学问殆难措手也。原定课程每星期印度哲学三小时唯识哲学两小时，兹拟以印度哲学之三小时略讲东西文化，其唯识哲学两小时暂不上课。一俟讲毕，仍各照课程办理。

次年他受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又到济南作东西方文化方面的讲演，后来，这两地演讲的汇纂即成为放眼环宇、统摄三教、开辟儒学新境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部洋洋洒洒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西方哲学、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置于同一坐标之下进行考察，不仅对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及哲学史、思想史作了俯视和分析，同时对印度哲学，特别是六派哲学作了比较研究，并且还对“五四”前后中国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作了梳理、评判。这就使他能在比较观察中放言纵论：在未来的世界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世西方强势文化，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中国文化将进入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它自身亦应吸收西方的民主科学，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使自己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如此高屋建瓴的气魄让本已趋向末路，又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儒学获得了新的阐释，新的希望和前途，他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新儒学的先驱和宗师。 

——（潘世东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民国那些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