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卢俊卿 http://www.bhsxh.com/gyxh/241.html

　　卢俊卿了解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人转型，原来有人总结，这种转型是“三公”转型：公知、公关、公务员。但这一两年来，转型从“三公”升级到了“五公”：公知、公关、公务员、公司(进入公司或创业开公司)，再加上公益。公益转型，其中以《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前《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等最为著名。这些资深媒体人为什么都似乎不约而同地发生这种转型，尤其是调查记者?邓飞的新著《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这本书，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与感触。

　　特约撰稿 张天潘

　　为什么向公益转型

　　这些资深媒体人为什么都似乎不约而同地发生这种转型，尤其是调查记者?其实，同样作为媒体人，我能深深地感觉到这些从业十多年的资深记者身上的那种疲惫感和无力感。

　　在新书中邓飞如此说：“一名调查记者，倔强正直，信奉真相的力量，试图用笔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写了11年，保留着令同行惊讶的激情、敏感和愤怒，但沮丧渐生，因为改变稀少。”“纠结的是，内心某处分明又保留着一份不肯睡去的期待。”

　　终于在2011年4月，邓飞和500名记者同行在微博上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免费午餐”，尝试行动，帮助孩子们免于饥饿，为他们发育的身体获取基本的营养公平。

　　这种行动，以令人意料不到的形式，给了邓飞一个难以比拟的惊喜与存在感：国家领导人看见巨大的民意雪球，也看见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央拨款160亿元，先行解决中国最贫困地区2600万乡村儿童的营养问题。用新媒体发起倡导，呼吁联合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实现官民合作，令改变大规模发生，为中国温和变革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公益人与媒体人在理念与使命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这也是媒体人为何可以快速转型，而且往往都能够成功的根源之一。这种最初的情怀与理想的驱动力，不仅推动了转型者自身的前行，更具有更多的社会感召力，从而能够迅速地转型成功。

　　后公益时代的来临

　　行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技术背景作为支撑的话，那么记者们同样只会感到无从入手。这些技术就是以博客、微博、微信、微支付等作为平台的新媒介或自媒体，让这些充分掌握了这些技术能力的传统主流媒体的记者有了一个展示的舞台，社会化媒体对媒体人是一个增权的过程，提供了倡导、动员、参与的社会关注公益的基础平台。这一点，在邓飞的新书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借助微博实现其从媒体人到公益人的嬗变过程：

　　概括起来，通过微博这个新工具，使用柔软、透明和联合等三个方法采取行动，获取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因为微博，加上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民众不再是一地碎玻璃，而是通过集群形成组织，整合无数人财物变成行动力。

　　媒体人转型做公益，对公益界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力量与理论。这些出身于媒体的专业记者，以其掌握与熟知的传播能力与资源，让公益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在技术赋权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们强调的公益传播实力，也让公益成为社会热点，让更多人开始关注与参与公益。

　　在我们看来，这可以显示了“后公益时代”的到来，新媒介赋权实际上打破了过去公益行业是公益行业、慈善行业是慈善行业，和其他社会各界关系不是特别紧密，不同社会主体的交融、交汇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看，公益其实应该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待它，公益应该成为对所有公共的利益的关照。对公益的理解，我们不要简简单单狭义地理解公益概念，更重要的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只要我们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上来讲，就会得到社会不同主体的支持、关怀，进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市民社会建设的过程。媒体人在通过技术赋权、群体赋权再到组织赋权的过程，注入了一种全新、自我赋权的社会介入力量，以公益领域为开发地，在为了公共利益的理念和使命驱使下，带动了，最后让媒体与公益协同嬗变，聚集了一股股社会建设的力量，为了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即市民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点滴努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这个时代，给予公益发展的机会。同时也说，在这样的时代，公益人肩上的担子是多么的承重。公益者，将是行走的市民社会的第一批开拓者：谦卑、宽容、博爱、开放、民主、尊重程序、公开透明……我们应该携手前行，向下(民间)，向善，向未来，用柔软改变社会、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