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历史，我们耳熟能详，它在各种教科书中充斥；有另外一种历史，我们却相当陌生，这即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们这种对历史的观感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历史”，并不包括事实的所有真实内容，它有遮蔽，有淡漠，也有夸大和扭曲，所以，这并非“真正的历史”。1949年的历史书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充满着欢乐、兴奋、激动、热烈，中华民族由此翻开新的一页。在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在这历史巨变之际知识分子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以及情感的翻腾，看不到他们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以及对命运起伏的焦虑，看不到知识分子在私人写作状态下对历史的评判。也许，公开的文字未必是发自肺腑的真言，私下的写作却一定是坦诚的，没有伪饰的，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尽在其中。历史的书写既然是记忆的一种组合，因此，缺少了这些私人记录的加入，历史的真实性如何能够确认？历史的丰富性如何能够呈现？时光之流在风云变幻中逝去了半个多世纪，回望1949，我们应该以更加平和宽容的心态来正视它。抚摸那些历经沧桑的私人记录，仔细体味他们的快乐与哀怨、憧憬与彷徨、悲伤与喜悦，我们也许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一 对旧政权的态度：爱恨交织、悲欢交集
历经1949年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旧政权的亲历者，甚至有的还是旧政权的参与者，那么在大厦将倾之际，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是如李后主一样忏悔“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还是如坐忘禅宗以平淡之心看破红尘，慨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或者宁做伯夷叔齐低吟“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抑或以胜利者姿态高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百般心态呈现在不同知识分子的笔下，展示出对历史的不同个性化解读。
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包天笑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呈现出隐逸型知识分子的姿态，然而“身在深山，心在庙堂”，他依然关心世事，对时局有着自己的评判。他对国民党向来无好感，也无瓜葛。这在日记中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就蒋介石下野一事，从包天笑的日记中不难看出他清楚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但实际上仍在溪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尽人皆知。他在日记中记载，1949年3月22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3]这天，南京发生血案，包天笑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用此案眼中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4]。他非常清楚，靠暴力维护一个政权，终将在暴力中倾塌。与人民为敌的政府，终将为人民所抛弃。所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沦亡，他没有一丝的惋惜。4月24日，在南京即将被解放军占领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只平淡地记下台北的天气：“阳光甚烈，庭前百花齐开”。[5]在他眼中，国民党政权不过沧海一粟、过眼云烟，因为它违背了最起码的生命道义，违背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世理念；惟有自然万物苍生才生生不息，绵延久长，因为自然恬淡朴真，任由心性，旷达无我，心纳万物。
在近代中国，实业与政治的关系如影随形，要搞实业，必须会玩政治。被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被实业界称为“中国摩根”的陈光甫两者兼长。他与国民党政府打过二十多年的交道。蒋介石甚至与他称兄道弟，对他的器重恐怕比一般的部长还要高。在抗战期间，基于民族的危亡生死，他曾经给予国民党很大的支持；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军费拮据，陈光甫等人受命赴美，为蒋介石争取到5亿美金贷款，给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剂强心针。但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他最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1948年11月23日的《陈光甫日记》中写道：“全国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者惟南京耳。”1948年12月2日，他在香港医院检查身体，与英国看护妇谈英国生活情形之后感叹说：“我们今日之处境，正是革无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活。”[6]12月5日，在谈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时，他认为“英人政府宽大”，“居民运用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7]12月4日的日记中，则可见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满。“政治上，赏罚不公，纪纲不明，责任不清。社会上，人民无自信心，工商业废弛，教育破产，一片凄凉景象。管理外汇，愈管资金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伯园辈，死也不明白。……弄得百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8]心怀“实业救国”理念的陈光甫20多年来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蒋氏政权之上，但是最终充满的只有深深的失望。对于国共之争，1949年4月21日，他在日记中袒露自己的心迹：“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9]对最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体现着一个政府的民主、人本程度。在列强侵略之际，是否切实有效地发展工商业，则体现着一个政府的自强程度。而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做到这些。这最后一句话，大概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曾支持过的国民党政权的盖棺定论吧。对蒋介石个人，他说：“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咨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人，致成今日之局面。”[10]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4月3日，被苏步青称为“伟大的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乘火车来到上海，一下车就安排人转告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之后又有蒋经国、傅斯年等人的劝说，他都一一拒绝了。1949年，在去留之际，竺可桢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从他的日记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十分不满，并深感绝望。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他日记中的两段话基本上代表了他对国民党的评价。5月26日，他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11]竺可桢对国民党缺乏好感并非始于1949年。1961年12月30日他为申请加入共产党而写的思想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到1941年以后，蒋介石不顾舆情，一天天地压迫学生，我才慢慢地对他失去了幻想。”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杭州和江问渔以及少数浙大同事说过：“为国家前途计，为蒋介石个人计，最好的办法是蒋通电下野。”[12]从这些日记看，竺可桢对国民党的感受由开始的失望最终走向了绝望。
受过欧风美雨的熏染，胡适一直期望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能够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实现，可以这么说，在对民族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和焦虑的推动下，他把自己的信念捆绑在国民政府的身上，因此，在政治立场上，他也相应表现出明显的亲蒋反共的立场。一边是信仰，美妙的梦想；一边是过于信赖政府，类似属于君臣关系。在民主自由的土壤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胡适认为这两者是可以暂时共处的，所以他在自称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的同时，也坚持做“政府的诤友”，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促使政府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一方的沦落都会使胡适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渐沦落，胡适心中的焦虑也如影随形地加深了。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和傅斯年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两人不禁潸然泪下。他们哀伤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蒋介石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式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而后者更为根本、更为致命。1949年，蒋介石发起“自由中国”运动，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来标榜一种虚假的民主，以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自由中国》杂志的创立就是其中内容之一。而对此，胡适天真地信以为真。4月14日，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文章毫不掩饰他对共产党节节胜利所怀的敌意和攻击，提出《自由中国》创办的宗旨就是“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支持并督促政府用各种力量抵抗”他所谓的“共产党铁幕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13]宣言的反共亲蒋立场很明显，其根本原因是：他认为共产党只能导致中国走向极权政治，而国民党能够让中国走向自由主义政治。4月2日，胡适到达纽约，美国朋友问胡适的政治态度，他表示：“不管时局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他后来写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时，再次重申了“我这个观点是永久不变的。”[14]综合这些言论来看，我丝毫不怀疑胡适对自由民主的真诚追求，也丝毫不怀疑他对蒋介石的信赖，胡适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看到两者的根本悖谬性，没有意识到过于信赖一个政权本身就远离了民主自由的本质内涵，而将两者等同起来了，犯了逻辑上的根本错误。前者是胡适的可贵之处，这几乎为五四一代留学欧美知识分子所共有；后者是他的迂腐之处，表明他文化潜意识层面仍然存有强大的封建思维惯性。两者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就在于胡适对中国社会现状缺乏深刻真切的现实体验，对文化缺乏深邃的思辨能力。他不如鲁迅“洞察世事”，而这主要靠一种天赋和阅历，以及对形而下的世俗民众的体恤悲悯之情。政治是非辨别力的稚嫩使他的批判真诚而又难免糊涂。在这里，胡适把只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民族混为一谈，他所念念不忘的献身国家、为国家保留“尊严”、“人格”仅仅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虚幻执着。胡适思辨能力的相对不足、社会体验的相对欠缺、对政治的肤浅认识与情感上对政府的过信赖诚和对蒋介石的“感恩”心态，构成了胡适的所有局限和悲剧人生。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直以来敢于直言的梁漱溟1949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早就写好的《中国内战责任在谁？》，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中共一再让步，蒋介石一再压逼的一系列事件，指出内战的罪责主要在蒋介石。他还提及北平军调部撤销，叶剑英撤退时曾对许多人说过：“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达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15]当时国民党还坐拥江南半壁江山，而梁漱溟正处在杀人不眨眼的杨森统治下的重庆，发表这样直白的文章，家人和亲友都为他的安危担心，可见其识见、真诚和勇气。1949年2月13日，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针对惩办战犯等问题，梁漱溟说：“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提出解决“和谈难题”的具体方案之一就是“凡是在国家在国民党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虽然这样的建议具有浓重的书生气，不切合实际，表明他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相对陌生，但却明确表明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这恰是他的可爱之处：坦率直言，无所忌惮，敢于怀疑批评，以民生为重，视权力为轻。
古典文学学者浦江清一直以来对蒋介石政权没有什么好感，早在1932年1月27日的日记中，他与叶公超等“谈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与上海鸦片贩之关系”，就曾“叹息痛恨中国之政治已不可为”。[16]1947年5月30日，他曾在北大、清华教授《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上签名。这是一个普通国民对国民党政权的抗拒。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著名报人徐铸成对国民党的历史和现状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批评。1949年10月1日，他和郭春涛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回忆二十一年前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亦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不过数千人，政分会主任张继仁主席、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词，忆有‘你不好，我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之精语。时春涛为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余当初为新闻记者亲自参加采访。余提及此旧事，春涛谓亦记忆犹新。问有何感想，春涛沉寂有顷，说‘如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当为主角欤？’余则微历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17]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昔日国民党庆祝大会的光采已化为历史的尘埃，被另一种新生和光彩所替代。他历经两次同样欢腾的庆典，却也目睹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他深知，沉浮与成败变动转化全系于民心之得失，这便是历史的辩证法。
这些都是非左翼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我想，比起左翼知识分子的记录来，他们的记录很少先入为主的党派成见，更能准确地反映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旧政权的态度。中华民国的建立，被中国知识分子寄予了厚重的希望，希望它能卧薪尝胆，锐意进取，弃旧革新，洗刷百年耻辱，建立自尊、自强、自立的国家，培养强健自信现代的国民；然而蒋家王朝的落幕，却最终使所有的期望化为泡影。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幻想中醒悟过来，继续求索或另谋新途。也有少数知识分子依然迷失在这种真诚的期望之中，托付终身于蒋家王朝。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权的诞生，从幻灭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们是否能够依然保持高贵的理性呢？殉葬者们的价值理念是否就没有可贵之处呢？这是必须进一步发出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