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卡斯特利奥
当纳粹淫威笼罩欧洲大陆的时候，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无所畏惧地写下《异端的权力》这本书，隐射纳粹的独裁统治。当直言现实的可能性遭到阻滞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历史的言说，然而事实上，这种历史言说全部都指向现实。
现今的我们身处一个多元主义时代，是否信仰神已经成为一个无足紧要的事情。然而，我们应当历史主义地来理解历史。中世纪是一个神权高于世俗王权的时代、一个火刑合法化的时代、一个人们相信审判他人关于上帝的信仰是他们的责任的时代。当时的法律明文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因此，无论是在罗马教会，还是在新教的国家里，塞文特斯都被视为一名彻底的异端分子，无论他在欧洲哪个角落被发现，都会被处以死刑。这是一元化神权思维的必然逻辑。然而，一切历史行为的合理性只有在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的纵横向比照之中才能得到确认。在茨威格时代，相对于神权，立足于多元主义的人权和现代人文精神显然成为了更高的衡量标准。在这一标准中，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生命是人权的核心。无论什么宗教、什么主义，如果用夺人生命的方式来“捍卫”，那么它所得到的一定不是“人”所需要的，更非神所期许的。失去生命的精灵将持之以恒地向历史宣布杀人犯不能赦免的罪行。以这一标准来衡量这一历史行为，茨威格发现了在神权普照之下人性的残忍一面。他发现，虽然在加尔文所写的著作中，在他所行的许多事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指出了一条宽容与自由，政府与宗教分离，每个人应以自己的良心来相信上帝的路，但是在处理塞文特斯事件时，加尔文与他同时代的人还是没有两样——同样认为塞文特斯是“那个自取灭亡的……异端分子”，并为处死塞氏辩护。其实，在这里茨威格告诉给了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常识性真相：说出真理、制定信条的领袖未必是坚持真理、执行信条的信徒。更何况，精神自由既是人文主义的核心，也是基督思想安身立命之所在，还是宪政民主国家制定律条不言而喻的凭托。早年醉心于人文主义思想的加尔文，一旦把世俗特权和宗教神权集于一身，立刻用他一个人的“自由”剥夺所有其它人的自由，甚至不惜用火刑来消灭所谓“异端”，这和其它专制独裁者的作派毫无区别。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首先就从泯灭人性开始。
塞文特斯是加尔文的朋友，也是虔诚的新教基督徒。唯其虔诚，才在“加尔文的《圣经》”——《基督教原理》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上批语，然后送给加尔文，期望能与他进行真正深入的探讨。他还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一部分书稿抄一份送给加尔文。这书稿叫《基督教补正》。所谓“补正”，补的正是《基督教原理》之不足。在塞文特斯的文章里，塞文特斯仅仅是坚持对《圣经》持与加尔文不同的解释，便把加尔文逐渐激怒。加尔文通知中间人让 ·弗莱隆，说自己太忙，不愿再与塞文特斯通信，他甚至发出威胁：“若他竟来此地，则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于是，杀机一步一步地逼近塞文特斯。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以令人发怵的笔调描写了宗教改革先驱加尔文对塞文特斯施加火刑的惨景。茨威格写道：“当火焰在塞文特斯周围腾起，他发出的叫声骇人之极，许多旁观者转过脸去，不忍看那可怜的场面。浓烟立时笼罩那扭曲的身体，然而极度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了一声尖叫的哀求：‘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与死亡的搏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而后烟消火灭，在灼热的灰烬上面，靠近烧黑的火刑柱，留下一堆漆黑焦糊、令人作呕的团块，一滩恶心的胶体，早失去了人形。”而加尔文则躲在一边，直到下一个星期天，仍然披上法袍，向会众宣扬他的“伟大功绩”去了。加尔文这一历史行为激起了无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愤怒。几个世纪以来，吉本、巴尔扎克、伏尔泰等都曾表示出自己的抗议，然而其中最激动人心、最振聋发聩的声讨来自加尔文同时代的卡斯特里奥——“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他的呐喊不啻一道划过夜幕的闪电，永远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神圣的东西，一旦没有了宽容，便很容易被人们用来当做冠冕堂皇的口实，从而制造罪恶。你看，十字军东征何如？文革何如？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独裁者都宣称自己握有真理，代表历史进展的正确方向，他们会巧妙利用社群心理，煽起轰轰烈烈的暴民活动，轻而易举地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异端”（仅因信念不同的人）拖往刑场，烧杀、斩首、绞死、溺毙；或者关进牢狱、判刑、劳改；再或者戴上这样那样“帽子”，批斗、游街、管制、监督劳动……消灭肉体、折磨肉体的深层原因是强行灌输自以为是的理念，以巩固独裁专制。在他们那里，“宽容”是不存在的，宣扬“宽容”则将马上获罪。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将保护生命和追求所谓“真理”等量齐观。
独裁者如此，整个社会又如何呢？很多情况下，人们都对外界的不明确事物具有一种畏惧感，而画地为牢地沉浸于自己所熟悉的圈子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让别人跨越，这样让他们感到安全。往深处挖掘，其实人们是将陌生的事物敌视性地对象化了，它们与个人主体的关系被认为是对立性的，不可通约的。一切人情的冷暖都源自这种不正常心理，一切个人之间的仇视冲突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也源于此。
人类思维训练的一个结果就是，人总是更容易将其反面作用的恶的力量和事实铭记于心，甚至当作神灵膜拜，以求免灾。而对许多正面的善的力量和事实却更加健忘。恩格斯说，恶是人类文明前进的一个车轮。这句话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误解。事实也恰恰如此。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敌对性思维和行为是人类自我防御本能的反映。然而，吃饱的蛇尚且懂得让青蛙在身上悠闲行走，人类却未必这样。
表现在人际交往中，则是人们在实施交往行为之前就常常预先将对方恶魔化了，而漠视对方善的因素。与此相应，一旦人们觉得有能力把握和控制善恶，他们更加倾向于对恶的惩罚，而绝少考虑对善的褒奖。所以不妨说，人是防御性的人，社会是防御性的社会。而处处时时防御的结果，则是人性灾难的连连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