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开放性的,每一步发展都融合了新的思潮。以儒学为例:西周官学是商文化与周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先秦儒学是孔子给古老的礼乐文明注入了道德内核后形成的,两汉儒学则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融进了阴阳五行等其他子学思想形成的,六朝儒学则是在融进了老庄哲学后形成的,宋明儒学又是在融进了佛道哲学后形成的,清代儒学是融进了考据学形成的。
在这些案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佛学与儒学的融合了。从汉末到宋初的七八百年时间里,儒学与佛学始终是尖锐对立的。到了宋代,儒、佛开始融合,不仅许多儒家人士精通佛学义理,许多高僧也讲儒家经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儒学为主,并带有明显佛学痕迹的理学终于孕育而生。中国的士大夫虽然排佛,但也不免长期受到佛学的熏染。宋代的理学家,不论二程还是朱熹,都有着深厚的佛学涵养。
那么今天在构建中国当代文化时,有哪些思想需要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呢?
以前我们谈到过: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实际上就是科学的高度发达。这里还要进一步说,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不仅有生产力,还要包括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因此从文化层面上说,科学思想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这里要分清楚:科学是属于物质领域的,而科学思想则是属于精神领域的。
此外,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化中,也必然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说到这肯定会有不少人窃笑。我要说:别笑!你笑说明你还不懂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是个伟人,他的理论至今仍为全世界所尊重。当然我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有简单化、机械化、教条化的毛病,这个可以理解。任何思想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个现象。
简言之,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相融合。不过,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思想,又都是西方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不熟悉西方哲学史,就不可能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因此在构建中国当代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具有较深的中国思想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科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素养。这里多说一句:从专业学科的角度,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三者很类似但有些不同。大体来说,思想史重在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它的基本观念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学术史重在思想的变迁过程,更关注各学派的师承关系;而哲学史重在范畴、概念和推理,比较关注范畴间的逻辑关系。说白了,搞思想史的人总会问:你为什么这么想?搞学术史的人会问:你师傅是谁?搞哲学史的人会问:你到底什么意思?
非常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中国思想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哲学分属不同的学科,各个领域的学者各自为战,很少有兼通诸家的研究,同时在哲学、政治、经济、科学等各个领域都有较深学术涵养的通家也极为少见。如果没有政府层面的支持,只靠类似先秦时代那样的私学来完成这种学术进步,恐怕又要像儒、佛融合的历史那样要经过上百年,这显然是不行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主流思想,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统治地位的。因此,构建当代文化急需融会贯通的研究,而且要有政府的必要支持。同时,这类学者应当在数量上具备一定规模,因为没有广泛的争论,就不会有优秀的成果。
总结一下。鉴古是为了知今。了解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就大概可以知道中国当代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哪几个方面的事情。首先是考虑当前社会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其次是考虑我们当前主流的社会阶层是什么?或者这个阶层是不是一个代表着先进文化的阶层?或者说,一个代表着先进文化的主流阶层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再次是考虑我们应当汲取世界其他文化中的哪些东西,作为我们当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书生我认为,这些都是关乎构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很重要的问题。当然,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最后,笔者想用习总在2014年2月说过的一句话,来作本系列杂文的结束语:“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新的文化形态一定是旧文化与新思潮杂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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