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论嚴復
毛泽东主席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国庆节期间，于重病中口授嘱咐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尹家民先生著《红墙见证录》中，有描述：“一九七五年这一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了。躺在病床上，脑子却不能平静。他想把所有身后的事安排得有机不紊。他甚至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1854年，死于1921年。严复对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翻译，曾激励了周这一代人。周恩来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此前，周恩来在1975年曾写信给王冶秋局长要求借阅严复（字又陵）的手迹：
“冶秋同志：谢谢。希望能以严又陵手迹选出几封交我一阅，阅后当退回。周恩来一九七五、三、二十。”信中“严又陵手迹”是指常州市博物馆收集到的严复的一批信札。
2004年2月2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同志致电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称严复“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严复诞辰150周年之际，福建省举办这样的纪念会议很有意义。我衷心祝愿大会园满成功！”
2005年12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法国《费加罗德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时曾说道：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许多启蒙思想传到了中国，对中国一代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自由、平等、博爱”为他们所接受。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大思想家严复就提出“国贵自主、身贵自由”的观点。”
12月6日温家宝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所作的《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演讲中，再次提到“中国的思想家严复”说：
“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佳话。中国人很早就对法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到了中国，为中国近代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那时，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就提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观点。中国现代的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求学法国，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追求新知。”
1993年习近平任福州市长时，为《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撰写序言，强调指出嚴復为“寻求富强之路”而“勇于进取”的精神：
“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而充滿屈辱的时代。当时，列强入侵，国难深重，祖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救国图存，寻求富强之路，严复勤奋学习，艰苦译著，勇于进取，敢为天下先。”
习近平更以历史发展的观点，联系中国当前现实，发出号召：
“今天的历史已经进入了崭新的时期，我们的伟大祖国，告别了贫穷落后，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严复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的思想，提倡科学教育实践和创造知识渊博的精神财富，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在《序言》中具体阐述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的嚴復精神：
“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严复的爱国主义精神。严复的一生首先是爱国者的一生。他的—切寻求，—切进取，一切成功都是与其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分不开的。1884年马江海战惨败后，他就开始对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新政”表示不满。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使他更不能沉默了。他爱国激情奔放，认为“身贵白由，国贵自主”，如果一旦丧失独立，“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他决心“吾奋吾力，合群图强”，呼吁全国“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从《严译名著丛刊》的八部著名译著看，都有明显的爱国倾向，其中《天演论》、《原富》、《法意》以及《名学》所表现的爱国思想尤为突出。他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借重译著，并通过序言和大量按语，表达自已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主张，从而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严复的首倡变革精神。严复是清末中国维新运动最坚决、最权威的理论家。严复在传播维新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方面，做出了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贡献。……他的不少论述不仅成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最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于辛亥革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甚至至今还可以借鉴。”
习近平《序言》为嚴復研究指明方向：
“大家继续以历史发展的观点，运用翔实的资料，敞开思想，开展讨论，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1994年1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州市纪念严复诞辰140周年大会上，又作了长篇重要的主题讲话。指出：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的思想，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学工作的严肃态度，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走过的道路。”
1997年12月，福州市召开了《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时为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为此次研讨会题词称赞严复：
“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
2001年11月9日，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大会暨“科学与爱国”学术研讨会，时任福建省省长、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和爱国主义者。一百 年前，严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旗帜，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倡导变法维 新，批判封建专制思想，苦心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译著的《天演论》，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在社会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发表 一系列政论文章，吹响了‘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号角，表现了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习近平还亲自担任《科学与爱国》论文集的主编，再一次为论文集撰写序言。序言强调指出：
“这次的论文集则突出严复科学与爱国这一主题，通过多侧面地阐述与探索，较全面地论证了这位先哲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
《序言》写道：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更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蚕食瓜分的对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严复挺身而出，高声疾呼，投入救亡图存斗争之中。他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为己任，企求“治国明民”之道，挽救民族危机。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
11月9日大会之后，习近平在会见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严复后裔时，还说：
“严复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希望对严复的研究能进一步开展起来，从中得到借鉴，走好开放之路，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繁荣富强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
2004年2月，由政协福建省委员会主办的“福建省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市举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还特别发来贺信：
“严复是中国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的《天演论》等一系引译著唤起了中国人奋起挽救民族危亡意识。纪念严复，缅怀先哲历史功绩，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全面复兴和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