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最新一篇题为“中国江苏将陷入债务噩梦？”的文章，展示了江苏这个经济大省，目前也正经历债务大省的艰难时刻。

对此，很多江苏人，也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就不乐意了，认为外媒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以偏概全。

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政府债务作出不同的评价和思考，是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但是，由于政府债务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处理不好，会对社会产生严重震荡和冲击。近一段时间以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底特律政府破产一事，就是由政府债务引发的，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政府的重视。

虽然从理论上讲，政府债务也有一个所谓的“警戒线”，亦即没有突破这条“警戒线”，就认为是安全的、风险可控。实际上，“警戒线”也不能一概而论，市场化程度较高，各种规范和约束较多的国家，只要不突破“警戒线”，一般还是不大可能发生风险隐患的。相反，市场化程度不高、各种规范和约束较少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用“警戒线”来分析和判断了。更多情况下，要看债务的形成速度、形成过程、债务的结构、偿债能力、新债务的形成情况以及政府对待债务的认识和态度等进行衡量。。

对中国来说，单纯从债务总量以及占GDP的比重来看，确实没有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是，中国地方债务的形成速度、形成规模以及地方政府对待债务的态度来看，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首先，地方债务大多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形成的，也就是说，形成的时间很短、速度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形成联动和配套的债务偿还机制。事实也充分说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对如何偿还债务，是没有多少研究和思考的。更多的是将责任推给了未来，未来的政府及其领导，未来的百姓，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而每一届政府及其领导，都把利益集中到自己任职的这段时间，而将责任全部推给以后的政府与官员，总有一天，会出现扛不动、拿不稳的时候。那么，债务危机是否就会立刻爆发呢？由债务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也会立刻爆发呢？

第二，地方债务的结构是严重不合理的。虽然在直接融资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地方债务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也在加大。但是，从总体上看，银行贷款仍然是地方债务的最主要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一旦地方债务发生危机，首先波及的就是银行，并有可能引发银行危机。

更重要的，由于地方债务主要投向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的政绩工程等，不仅投资量大，而且大多没有经济效益。也就是说，需要依靠政府通过变卖土地等慢慢偿还。那么，资金的流动性就很差，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银行投向政府工程、、政府融资平台等的比重过高、规模过大，就极容易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6月份出现的“钱荒”，一定程度上，就与政府债务的形成过快和规模过大有关，与政府债务的游园速度过慢有关。

第三，地方债务大多没有形成有效的偿还机制。所谓将权利留给自己，将责任留给后任，说到底，就是只顾花，不顾还。一任两任、一届两届，或许还能勉强承受，每个为官者、每届政府如果都抱着这样的心态，政府债务何时才能还清呢？何时才能放慢膨胀的速度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地方都将偿债的希望寄托于土地变现上。且在变现过程中，至少拿出一半来建设新工程。

而从目前各地土地变现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能够用于偿还债务的，少得可怜。这也是为什么地方债务越偿越多的主要原因，也是风险囤积的主要原因。

如果有效的偿债机制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地方债务只能是一个“炸药桶”。而一旦这个“炸药桶”爆炸了，真正受伤害的，还是普通民众。

所以，对地方债务的问题，以及外媒对江苏金融的唱空问题，如果你是一名江苏人，就不要为之生气和不快。

我们承认，从债务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关系分析，江苏确实没有发展到“债务噩梦”的地步。但是，由于偿债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且地方政府仍然具有强烈的扩债意识、负债意识，谁能保证，它不会很快形成“债务噩梦”呢？

而从江苏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江苏实际上也陷入了发展瓶颈。特别是苏南地区，被经济规模掩盖掉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房东经济”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落后等，对江苏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以苏州为例，从经济总量来讲，与深圳已不相上下，但是，从可持续发展来看，苏州与深圳之间就有很大的差距了。因为，苏州依靠的仍然是“房东经济”，而严重缺乏华为这样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

一方面，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另一方面，政府债务却不断扩大。这样的矛盾，难道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与警觉吗？难道还应当为外媒的唱空而感到不快吗？

也正因为如此，对外媒的“噩梦”说，与其生气，不如反思，与其反驳，不如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