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办法在这里用短小的篇幅回答所有的问题，只能侧重从观念的角度对欧盟的源流进行粗浅的考察。而所谓观念，毫无疑问是出自某些人的头脑，因此，我将着重介绍两三个人物，他们从观念上塑造了今天的欧盟。

　　其实，欧洲统一的理念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萌芽了，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近400年，大多数欧洲人都认可“罗马公民”的身份，使用统一的罗马货币，共同信仰一个宗教（基督教）。某种程度上，当年的欧洲是统一的，但这种依靠暴力的统一更准确的名字应该叫做“征服”。

　　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左右试图将四分五裂的罗马帝国重新拼凑起来。他打出的旗号是“复兴罗马帝国”，一度他成功了。但他一死，欧洲之梦又重返黑暗。

　　到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再度做起了欧洲统一梦。在他的梦中，罗马帝国的布景仍然没有更换。他说：“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各国的人民变成统一的人民，巴黎要成为世界的首都。”正因为他的这一番话，有些法国历史学家总想把“欧洲之父”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不过就我这样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的做法稍显无耻——枪炮可能带来统一，但这样的“统一”与“联盟”二字可是严重冲突。

　　真正为欧洲统一的梦想注入崭新意义的是哲学家康德。他亲耳聆听了拿破仑“统一”的炮声，他所思考的欧洲统一却比炮声高远无数倍。1795年，他写下一篇小文，叫做《永久和平论》。迄今为止，这篇文章的精髓仍是欧盟的理论基石之一。

　　康德首先讲的，不是统一，而是和平。他说：“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因为那样子的条约根本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停战条约。哲学家就是这么厉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的结果不可能是和平，只是延后的战争——和平的假象，而得不到永久的和平。他进一步说，一个独立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不能通过继承、交换、购买、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取得的。意思是，除了战争手段，非战争的手段也不能用来剥夺一个国家的主权。

　　康德不仅是一个擅长理性思考的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观察家。他说，人与人相处的自然状态其实就是战争状态。这话可能一般人不大明白，康德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种人为的秩序（比如治安机构或政府），人和人就会一直处于冲突当中。因此，相对来讲，和平状态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得到的，而是要靠人们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而这就要求各国之间达成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是共和制的自由国家。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在内部才是真正和平的，个人之间不相互侵害，国家对个人也不加以凌虐，而这样的国家才可能与其它国家达成永久的和平。

　　总体来说，康德认为，欧洲的和平与统一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它必须建立在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和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之上。这就是一个哲学家为今天的欧盟作出的伟大贡献。

　　然而，哲学家的思考并未立刻得以兑现，欧洲的势态相反朝着康德不愿预见的方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性的卑劣在短短数十年里突然大爆发，康德的欧洲梦几乎成了笑柄。然而就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5年，另一位哲学家重新开始续写这一梦想，他就是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

　　与康德相比，科耶夫不是一个声名赫赫的哲学家，但是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讲，科耶夫对欧盟的建构影响更为巨大。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人。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亲近的人都叫他“科耶夫”），俄国人，大画家康定斯基的侄儿，17岁的时候在黑市贩卖肥皂差点被苏维埃判处死刑。侥幸逃脱牢狱，同一年偷偷越过国境到了波兰，在那里被当作间谍关了一段时间，几经周折逃到德国，在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结婚后他举家移居巴黎，过着优裕的生活。没料到1930年股市崩盘，投资的奶酪业股票“会笑的奶牛”将他的积蓄化为乌有，不得不搬到郊外生活，同时找个工作糊口。从1933年到1939年，科耶夫在巴黎高等学校定期讲课，学生包括雷蒙•阿隆、梅洛-庞蒂、雅克•拉康等后来的法国菁英们。令学生们惊讶的是，1939年科耶夫忽然遁入官场，专心做起了政府幕僚，从此几乎被人遗忘了。

　　正是在他差不多被人遗忘的后半生，科耶夫把自己对欧洲统一的思考绘制成了欧盟的蓝图。

　　1945年，他给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法国国是纲要》的建言书，对当时的国际格局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同时他建议法国放弃过去那种民族国家的旧梦，利用自己在欧洲各民族中的影响力，联合欧洲其它国家，建立一个可与美苏抗衡的欧洲联盟。之后的日子，他一直在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WTO）的建立而奔忙。

　　为什么科耶夫会放弃哲学家的身份转而投向政治事务？原因在于科耶夫认为他看到了欧洲乃至人类的未来将会如何。在科耶夫的眼中，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来，人类在观念上相互之间没多大区别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观念如今没有人能从根本上反对它们，而和平与繁荣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现它了。从观念的角度，晚近两个世纪地球上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新意，都是愚蠢的重复：战争、侵略、政变和大屠杀等等，皆是如此，即便是中国的革命，其观念上的结果也不过就是“拿破仑法典在中国的引入。”（《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两次世界大战，简直就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幕间休息”。因此，如何更好的管理这个世界成为最重要的人类职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科耶夫从哲学家变身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规划者。

　　从欧盟的历史来看，它的确彻底融入了科耶夫的思想。这一思想遗产几乎成为了现在所有认同欧盟理念的欧洲人的共识，哪怕他们在其它的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或者对科耶夫一无所知。例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他们在诸多理论上有着普遍的冲突，但是在欧洲统一的问题上意见却惊人地一致。他们曾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文中写道：“当今世界，在战争与和平这样两个同样愚蠢也同样代价高昂的选项之间选择其一，并以此为基础把各种关系僵化起来，这样的做法是绝对不可以承受的。欧洲必须在国际水准上、在联合国的内部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也必须要抗衡美国霸权性的单边主义。”总之，欧洲必须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超越战争与和平的狭隘思维，实现人类完全意义上的和平与繁荣。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看，惟有欧洲在明确地践行这个理想，虽然步履维艰，且难免遭人讥讽，但我个人认为，一点也不夸张地讲，这是欧洲人为全体人类展现的最大希望。

　　反过来看中欧关系的另一方——中国，情况则截然相反。我们正在走的路，实际上是欧洲人在二战之后彻底摈弃的道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富国强兵之路。

　　这让我想起科耶夫对中国的评价。那是1968年，他秘密访问了北京。归国后他对友人说：“中国就是一个还没有富裕起来的美国。”早在40年前，他就预言了今天。

　　有人评价说，欧盟跟美国在处理国际政治时所体现的价值观上的差异不亚于“不同星球之间的差异”。其实，依照科耶夫的逻辑，中欧之间的观念差异也是如此。自由与人权，和平与繁荣，在它们之间看不见明确关联的人，将看不清中欧关系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