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当前社会民众出现不满情绪却越来越多，“端起碗筷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抱怨社会不公平，生活压力大，感觉自己很不幸福。社会各种矛盾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减少，反而矛盾越来越多，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出现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其深层原因之一，是人们对当前社会制度的公平普遍不认同。

　　社会制度公平涵盖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包括法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民主政治的平等、劳动就业机会的公平、人们生存环境的和谐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打破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吃大锅饭”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却长期忽略了（或者说不重视）维护必要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公平，使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凝固和发酵，人们对社会的牢骚和抱怨不断增多，消极情绪蔓延，个人主义膨胀，一些地方和领域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演越烈。

　　比如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但是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 .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 .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群体的差距，由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目前我国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成市与农村、行业与行业、单位与单位、单位内部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是民生问题，关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长期以来难以解决，最大原因在于它涉及各种利益的博弈。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影响力，阻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比如，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他们利用政策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他们利用国家赋予的政策，通过行政垄断控制各种资源，化国家自然资源为己有，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并将这些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地产利益群体，他们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结合，以最少的资本，疯狂攫取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社会许多群众强烈不满，不正视解决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将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教训，至今人们仍晰晰在目。当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国内GDP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也相当不错，大多数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如匈牙利的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处于世界的前列。可是，当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人们对社会却日益不满，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人民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发生绿色社会革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

　　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经济越发展，国家和政府越要注意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道民主，不断创造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过得更安心、更放心、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