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明确了世界文化的外延、普世价值的产生。明确了各国特色、中国特色概念的内涵，阐明了东西方文化的所长所短及其互补性、阐明了各个民族文化都可以产生普世价值。明确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价值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责任等等。
【关键语词】世界文化 普世价值 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各国特色 中国特色 和平融合
从中美对峙的根本原因看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三)
——谈东西方（中国、美国）文化的历史责任
吴启兴
中美对峙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姓社姓资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西方文化与经济的自然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经济形态与意识形态；中美对峙也不是因为自由与民主程度不同的所谓人权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也自然会走向自由与民主，中国文化中从来不缺少民主与自由的文化因素，各个国家社会民主与自由的程度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制约决定。
中美能够成为合作伙伴合作共事并积极承担国际事务，是因为中美文化中都有许多人类发展所共同具有的优秀文化因素、有许多需要互相学习的方面、有许多需要互相学习的内容，而中美对峙的根本原因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而能够互相兼容接纳的。人类的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的复兴，是东西方思想家认为的当前的最大研究课题。如何能够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中国文化中“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将给人类前途以启示。本文共分六部分：
一、中国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开放性
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因素的重大作用
三、走向民主是中国文化民本仁义思想发展的必然
四、东西方文化的所长所短及其互补性
五、中美加强合作引领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六、人类的和平融合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共同努力
三、走向民主是中国主流文化民本仁义思想发展的必然
中国文化中，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兼容相通。
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这一理想首先体现在《礼运》中，儒家的大同太平理想，与现代民主社会虽不全然吻合，但两者本质一致。大同太平理想在大多数国家已得到局部实现，例如民主选举制保证了“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健全的福利制度保证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互助互济、扶弱救贫和睦相处。
儒家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在义理上一脉相承。儒学肯定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君由民举”、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君臣皆为民立”的思想等，都是相当成熟的社会契约思想。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清末谭嗣同在《仁学》中畅言：“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这些论述都是儒家人民性民主性的思想精华，是民主宪政题中应有之义。
民本相对君而言，人本相对神而言。儒学相当于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文宗教，梁启超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儒家最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推导出的都是人与天地具有同等地位的结论，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精神。
传统文化重民尊民，重视集体、重视社会。儒家认为自我理想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理想人格是能在群性与个性之间维持平衡的人。儒家富有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十分重视个人自主的独立品格和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孟子认为“道惟在自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都是对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充分肯定。
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儒家学说内容丰富，涉及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个方面，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圆融结合，在道德上儒家始终坚持高扬理想主义。孔子提出圣人、君子、成人、仁人等理想人格。将“仁”作为君子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求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离。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儒和大理学家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高涨的尊严意识、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必定要在人的行为上寻找出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走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大道，这是道德心性逻辑发展之必然。
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内圣是道德理想，外王是政治理想。孔子晚年所作《春秋》，是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
儒家仁恕之道与普世价值原则相同，儒家的道德伦理信条，具有普世意义。一批世界知名政治家曾联合发表《责任伦理宣言》，得出了人类社群可以共同奉行的两个基本原则。两个原则之一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另外一个原则是康德的“人是目的”的人道原则。把人当人看，而不当作手段，这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同义的。恕道和人道原则展示了儒家在建立人类社群伦理方面所拥有的普世性，突现了儒家在构想建设持久和谐的天人关系方面的世界观。
到了清代，清代政权由最初的想用满人文化取代汉人文化、到逐步认识到的不得不使用汉人文化、到自觉融入到汉文化之中，到清代末年的立宪措施行宪计划，充分说明了儒学与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观是兼容和相通的。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在道光朝已有认识，到了清末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乃至朝野上下不言而喻的公理。当时的维新派立宪派，全都接受过儒学的熏陶，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提出了立宪原则，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设立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等等。
后人有人认为清廷立宪是死到临头的自救行为，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困境，为了挽救危局以延帝制迫不得已而为之。说自救不错，但虽属被迫，如果不是晚清宪政的进程被辛亥革命中断，中国则可因清政府的自救行为而迈上宪政之路。懂得世界各国历史的思想成熟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哪个有君主的民主国家，不是君主对于民众的民主要求进行妥协让步的结果？
从纵的方面看，儒家文化向民主自由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王思睿认为，儒家道统的出现以及道统说的提出，对于王权专制具有一定的约束和制衡作用。在枢轴时代以前的古代文明中都存在一种政教合一的宇宙王制，地上的王权是根植于神灵的世界，也就是说王制是人世与宇宙秩序缔结的枢纽；国王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人王也是法王。宇宙王制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甲骨文所见的殷王祭祀，殷王不单是上通神灵世界的管道，也是合政教于一身的君王。西周以降，以天子为称号的普世王权更清楚地反映宇宙王制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的兴起，起到了消解宇宙王制的历史作用。经孔子整理的经典中有这样的论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实际上是把君权神授引向君权民授的初步尝试。汉代公羊学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更是从儒学传统中演绎出了民主的萌芽思想。
王怡说过：“‘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但是在专制之外，它也一样有着虚君立宪的功用。虽然说是君为臣纲，但却是天下之道中的一维而已。……更何况皇帝亦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这样，就在意识形态上造就了两元分离的局面。在历史上也成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的一个有力途径。”他甚至表彰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要是夸张一点，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于是中国的《自由大宪章》。”儒家文化向民主自由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王思睿 《政统、道统与学统——对何家栋“新道统”说的一些思考》）
从横的方面看，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香港、亚洲四小龙，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有的国家或地区对于儒家传统的珍惜热爱和弘扬不亚于中国，它们都已陆续走上民主法治之路，可见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都会走向民主化法治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大陆现在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些思想未成熟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不够民主，不如西方国家的全民选举更民主更自由，其实他们连自由、民主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自由就是由自，就是由着自己，自由就是每个人自己做主。民主是人民做主。人民做主不是个人做主，人民做主的事情是少数服从多数，譬如西方国家的竞选州长竞选总统，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愿是要被否决的。少数人的让谁当州长当总统的意愿是要被否定的。
这些思想未成年人不想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有没有镇长、州长、议员、总统？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都是选了一些人，搞的“代议民主”。选举了镇长、州长、议员、总统以后，镇事、州事、国家事务、还是由镇长、州长、议员、总统分别处理。在当代民主体制中，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仍然属于间接民主、代议民主的范畴。
一个人的完整的生活方式包括三个领域：一、个人社会领域，比如谋生、恋爱、亲情等；二、社会公共领域，比如公众舆论、社团活动、社区参与等；三、国家政治领域，即国家公权力建构与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党派活动、公职人员选举、政策制定及其强制性实施等。一个人思想问题能够考虑到这三个方面，是思想成熟。思想未成年人只是想前一个或者两个方面，想不到这三个方面。
胡适把“个人主义”分为三种：一、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其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二、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三、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一个人思想问题能够考虑到既有个人自由意志，又考虑个人担干系，负责任，是思想成熟。思想未成年人只是想个人自由意志，不考虑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是：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这种改造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这种改造是要奋斗的。（引自何家栋：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一个人思想问题能够考虑到“改造社会须从改造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这种改造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这种改造是要奋斗的”是思想成熟，思想未成年人想不到这多个方面。
一些思想未成熟者喜欢自由，也呼吁民主，其实他们以为民主就是他个人说了算，其实他们连民主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具有真正民主意识的人，知道自己没有真知卓见就要被人代表，知道被代表也是民主。具有真正民主意识的人，理解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与主意如果属于少数人的主意，自己的主意就要被否决，知道自己的主意被否决也是民主。
一些思想未成熟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不够民主、认为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是他们使用了错误的论证比较方式、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可以有这样几种做法：
1、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与优秀部分互相比较
2、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糟粕与糟粕部分互相比较
3、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互相比较
4、中国文化的优秀与西方文化的糟粕部分互相比较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与优秀部分互相比较、看看相同的优秀有哪些内容、不同的优秀有哪些，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是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做法。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与任何一位愿意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使用这种比较方法。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糟粕与糟粕部分互相比较、看看相同的糟粕有哪些内容、不同的糟粕有哪些内容、互相避其糟粕取精取长，这是正确的做法。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与任何一位愿意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使用这种比较方法进行研究。
如果现在的中国人只是把中国文化的优秀与西方文化的糟粕部分互相比较，那么中国人则可以产生盲目的自信、妄自尊大、瞧不起西方文化、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使近代以来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这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比较方法。
但是有些思想未成年人恰恰相反，只是以中国文化中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的精华相比。这样比较，以中国文化中的糟粕衬托西方文化中的的精华、使糟粕更显猥琐、使精华更显光辉，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特别是近代社会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社会、被西方列强瓜分领土、屡遭侵略欺负的危难时期，中国愤青的这种错误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的伤害是非常残忍的。中国愤青乐此不疲地所做的，就是这种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而使残的比较。
论述至此，有的人会说，你写的这篇文章，在论述中国文化的优秀的字里行间，不是也常常谈及西方社会的某些不足吗？是啊，本文为什么在论述中国文化的优秀的字里行间，常常谈及西方社会的某些不足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篇文章的写作，都有特定的写作背景、都是为特定的人群而写作。
美国有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CRISIS）”、“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这种观察是深刻的，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欧洲列强和美国先后步入现代化之路并将亚非拉其他民族和地区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而在全世界树立起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以来，非西方国家就在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摸索着摆脱列强压迫的现代化之路；同时，现代化何以缘起于西欧而未能出现于东方社会，也成为各国大小学者、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多数东方国家屡试屡败的现代化尝试更为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独特产品的观点提供了现实的注脚，逼得许多急于摆脱民族败落命运的东方国家的仁人志士（包括中国人）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西化作为改变本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近代社会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社会、被西方列强瓜分领土、屡遭侵略欺负、中国的一些思想未成年人认同西方社会一些错误认识、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缺少自信的这种环境而写作。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成为弱势群体成为弱势文化。强势群体强势文化的优秀显而易见，弱势群体弱势文化的优秀被人忽视。本文的写作，是为了充分认识东西方文化的所长与所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写作。
本文的写作，是为了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平等、自由、民主因素、不了解中国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一部分的人的错误认识而写。本文不充分地写出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的平等、自由、民主因素、不充分地写出中国文化的优秀，那些思想未成年人他们能够知此知彼转变错误的思想认识吗？
自由与民主程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决定的。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的自由与民主的程度不同。不仅仅游牧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和商业文明社会的民主自由程度不同，同是商业文明的社会，人均年收入二万元、五万元、十万元、几十万元的商业社会的文明程度、民主与自由程度也是不同的。东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民生需求亦有四层含意：温饱、小康、公平、民主。（见李和中《差额选举与两种民主政制模式的融合》）
人的第一需要是温饱，即人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人的第二需要是小康，在吃饱和穿暖以后，能有更好的物质消费，能够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和安全。人的第三需要是公平。公平是指社会公平，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的第四层需要是民主，就是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它依托于健全的民主制度、丰富的民主形式。这四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逐级递升，民主作为人民生活的精神需求，是最高层次，也是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高境界。
人们的类需求是有递进性的。超越低一级的需求层次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只会导致不切合实际需求的“乌托邦”。例如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政制，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政治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早已达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发达标准。但即使有这么好的客观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民生的第一层次需求——温饱问题至今还没解决。
在马斯洛的理论中，人类需求被分为两级，温饱小康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求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公平、民主的需求是高级需要，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被满足。一个人对公平、民主的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人们也会有多个层次的需求。例如，当中国社会迫切要求解决温饱时，也存在着追求社会公正与民主自由的愿望。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求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社会当前的民生重点，就是如何解决全国人民的小康生活问题。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
各层次的需求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求发展后，低层次的需求仍然存在，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不必关注民主，小康是奠定民主的基础，民主是小康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小康社会的建设，必然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民主在新层次上的需求。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人民对民主的期望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不发达国家，温饱需求和小康需求的人数比例较大，高级需求、社会公平、民主自由之类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社会的民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原生态的民主政治演变顺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小康，二是健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公正，最后才是民主化的完善。顺序搞错了，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阿富汗与伊拉克社会的不安定就是明显的例证。思想未成年人要求后发国家在民主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结果会是事与愿违。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都是在渐进中走过来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平等、自由、民主因素，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程度不仅仅可以发展到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程度，而且可以超过西方国家的民主程度，中国文化是人类的优秀文化，这不仅仅是客观事实，而且也早就被古今中外的有真知卓见的思想家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