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繁荣昌盛掩盖下的脆弱时代 宋代显然不如汉唐伟大，它的身躯也不像汉唐那样伟岸，但却被揣满金银珠宝的华丽服饰所裹挟。自宋代以后，中国就没再出现过楚霸王项羽那样的壮硕身躯，估计都是因为中国人又发现了贪吃金银比吃生猪蹄要管用得多；直至清末，大不列颠又给我们运来了黑乎乎的鸦片膏，我们这才又转移了兴趣爱好。 一.宋代经济的极度繁荣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中国历史学家批判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中国）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异族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异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际损失，而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保留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域仍与除去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一样大，加上它拥有的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开封的地理位置比长安更有利于行政管理，更容易从长江流域及南方运来物资。宋朝的军队是强大而机动的，配备有铁和钢制的武器。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是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期票、信用证以及官方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行改进的农业技术——灌溉、施肥、精巧的新式金属工具和最早的极其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种。经常得到城市富商和宋朝廷赞助的绘画有了光辉的进步，低廉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故事书激增，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非常睿智地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北宋还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讲述道：“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宋代的造船是史上所空前绝后的，集中于江南的北宋造船业享誉整个西太平洋。上溯至川黔的川江航运业，紧密联系于江汉的长江中游航运业，上溯至大运河的漕运业，沿海岸线向北航运的北方海运业，沿海岸线向南航运的南线海运业，下南洋的菲越哇爪，整个西太平洋几乎成了中国的地中海。大型及超大型河海运输的货运船、客船，官船与私家船，平底的闯入激流险滩的坚固木帆船，穿梭与河网湖汊的快船扁舟，小型与中小型各式用途的船只等等，不一而足。北宋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运载货物并不知疲倦创造财富的壮阔时代，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北宋掀起史无前例的找大钱的持续冲动！ 麦克尼尔认为宋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指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二.宋代技术工艺与文化的长足进步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感慨道：“正是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流传的更早著作得以保留至今。这些印刷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材料，证明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和13世纪中国人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绝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的历史。” 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称之为成熟时期。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宋徽宗及高宗时代，整个大宋朝一片繁荣，市面上大众不分男女皆簪花出行，每逢节庆还一律菊花簪头，梅瓶一说，牡丹瓶又说，花的吉瑞被宋人视为瑞花，主吉祥如意。玉壶春瓶所推广的插花与花瓶，自北宋开始成为流行时尚，并将瓷器花瓶置放于厅堂与书房。 北宋的工艺技术发展也是空前绝后的，除了造船技术之外，北宋的印刷术，织造技术，陶瓷工艺以及丝绸、冶铁、制盐等技术也都全面开花。北宋充满了技术创造、物产开拓以及远涉重洋去发现珍珠玛瑙的时代拓展精神，但就是没有武功盖世与雄霸世界的胸襟与意识。 三.沉闷政治与自废武功 宋代的沉闷政治来源于北宋开国时期，预防军阀割据的政治考虑。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描述道： 宋朝的一个保护皇位的传统办法，就是压低武臣的地位，使他们不能干预政治。得军心，有民望的武臣尤为皇帝所忌。如果出现了这种人，皇帝就把他们去掉。岳飞之死固然是由于他的主战政策于秦桧不和，但他本身也有取失之道，那就是声望太大。于压低武臣明显对照的是抬高文臣。当时基本上没有军阀士族了，文臣都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通过科举的渠道上升为官僚的，他们没有门阀的社会地位可以凭藉。他们的地位是皇帝赏赐的，所以他们比较听话，也没有夺取皇位的可能。皇帝对于他们也没有什么顾忌。 宋朝对于文臣的待遇是很优厚的，地位比较高的官僚，退职时，在一般情况下皇帝总要给他一个闲散的职务，拿钱不办事。这种闲散官僚越聚越多，他们的俸禄成为政府财政的一个负担。 赵匡胤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出于私心，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不被他人所篡。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却使汉族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他开始，我们汉民族这个太平洋西岸，最具价值的民族，这个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民族，文明之光逐渐熄灭了。民族的自信是怎么产生的，就在于有力量捍卫自己的尊严，就在于能以强悍的力量去征服那些野蛮的民族。如果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如果总是被野蛮民族所欺侮，民族的自信从何而来呢？而宋朝赵氏家族对汉族三百多年的统治，却将汉族人永远置于挨打求饶的可悲境地中，再自信的民族，在如此长时间里被欺侮，也会失掉自信的。所以汉族人的价值，其实就是赵匡胤手里开始被贬低的。 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汉、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960-1126年)，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一1279年)。 相对于冯友兰的理性批评，南宋朱熹对宋代的政治批评可谓是尖酸刻薄。朱熹对政治家的评论十分苛刻，对宋朝皇帝，他只赞赏过开国的宋太祖，称他有“圣人之材”。宋太祖之外，几乎每个帝王都受到他的评击。对于宋太宗，他的评语是：“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要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评宋真宗“东封西，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广评仁宗：“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他讽刺宋神宗：“真不世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他对宋徽宗的评价最低，“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对宋钦宗的评价也好不了多少：“于臣下贤否邪正辨别不分明。”他说宋高宗与金朝讲和时，“大事小事，无一件措置得当。”对宋孝宗，则批评他“有头无尾”，“若有一人夹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对宋宁宗，他更是直斥其非。如此看来，宋代后来的乱世宿命也在政治运作的荒诞之中早已注定。 也就是说，北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它将中国人擅长于窝里斗的臭毛病，运用到了国家政治层面。于是，造成了国家武备的长期衰落以及中国人只好窝里斗，而不善于在对外争利中正常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宋代以来，中国人所独有的，热衷于太平天下的臭毛病又成了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下去的最大软肋，由它所贯穿的宋代以后的整部历史，几乎全都浸满了外族入侵与没完没了内斗的乌烟瘴气。除此之外，中国还盛行不遗余力挖掘金元宝的文化时尚，也就是由宋代所开创的金满箱，银满仓之人文梦想。 由此看来，一千年过去了，中国并未能从由宋代所开创的千年宿命中挣脱出来。也许我们还得不厌其烦地去重复北宋以后的，不堪入目的元明清民历史。就看中国人能否摆脱和超越由赵匡胤所开启的制衡天下，废弛武备，然后全民发财的民族生存力的自我阉割的老毛病。 老夏 2013.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