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公知”学习的好榜样
这个观点是我在读苏词时想到的。如果你了解苏东坡的仕途遭遇，再读他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就会越发觉得他真了不起。
苏东坡写《赤壁怀古》唱大江东去，雄视千古江山和英雄伟业，虽然篇末略带感伤，但通篇奔马轰雷、气派尤为豪迈，读者很难想象他此间正身处人生低谷逆境。一个刚刚遭受过牢狱之灾和奇耻大辱贬谪到黄州的骚人，一个从显赫仕途一落千丈的迁客，没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尚能有如此宽广的胸怀，高远的气象、开阔的境界、旷达的风格，这不仅从写作心理的角度看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显示出苏东坡在中国古代士人中的超群脱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深远的社会历史眼光和政见卓识，苏东坡绝对不可能在遭受如此残酷的政治打击之后，任然能站在这“乱世排空、惊涛拍岸”的江岸上逸怀浩气、大声铿锵、举首高歌。古来人们只推崇苏东坡的文学天才，却很少称赞他的政见精神和品格。事实上，苏东坡不仅在文学上比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之流都超拔飘逸，而且在政见上也比当时新旧两党都公道正派。史学界有人认为苏东坡的政见是倾向于守旧的，这实际上是对他的误解。许多人看到他对新旧两派都批而评之，因而在两派都受不待见，而且加以打击迫害，以为这是文人不懂政治的命运悲哀，那也是皮相之见。
苏东坡的政见精神和品格，主要并不是表现在他在从政为官上有多大的政绩和建树，也不是表现在他对当时的改革持有多么高明的对策和方案，而是表现在他能够不受利益驱使和“党争”裹挟，坚持独立的秉公而论和实事求是。当王安石主持的改革盛行的时候，他没有一味地跟风跑浪唱赞歌，而是对改革的实效和弊端实事求是地提出犀利批评。他因此而受到“党争”中的所谓新派的残酷打压，可是后来当司马光的旧派当道的时候，苏东坡也没有因此而倒向反水投靠顺从，而是仍然坚持自己独立的政见，对他们迫害新派、全盘否定改革举措的倒行逆施提出反对意见，哪怕是再次受到贬斥流放天涯海角也不低头。苏东坡在北宋改革、特别是当改革历史惯性地陷入“党争”的时候，能够表现出这样的独立政见和高尚风骨，这在古代士大夫中确实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改革都陷入“党争”的悲剧，除了北宋“新旧党争”外，还有晚唐的“牛李党争”、后来的明朝“党争”等。封建时代的所谓“党争”，就是官员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党争”在本质上属于利益集团之争，但是也跟政见精神原则和士人品格有很大关系。在封建士风沆瀣一气的当时，苏东坡的一己之见和独立坚持当然无有回天之力，但是他的这种精神和品格却为后世士人和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杆高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种公道正义客观的政见评鉴精神原则和机制往往比政见本身更重要，只有它才能保证改革的正确而避免陷入派别斗争的死结。而作为参政议政的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成为明道救世“精神”的代表，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价值、品质和意义”的代表，而不能做政见派别的代表，更不能沦为某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的代表。否则，他们只能重蹈历史覆辙，成为派别斗争的殉葬品。我们今天许多“公知”成为“母知”，出现所谓“公知污名化”，其根本教训恐怕在这里。
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佩苏东坡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正因此，他才能在逆境中唱大江东去，写下这篇豪放派的开山词作。苏东坡不愧为当今“公知”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