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和土改干部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军用水壶。那水壶已经很旧很旧，铝铁表面泛着灰白色，还有被战火硝烟熏过的痕迹。军用水壶在农家派不上用场，祖母就拿来做了装菜种子的器物。每年收了辣椒籽、白菜籽啊什么的，就装在里面保存，来年好播种。其实，这水壶可有些来历。
祖母曾对我说，这是当年土改时“工作同志”留下的。
“工作同志”是当年老百姓对土改工作队员的称呼，他们的模样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很深刻，个个都戴着军帽或工作帽，穿着军服或制服，一眼就能认出来。“工作同志”中的领导和骨干一般都是南下干部。所谓南下干部，就是从北方老解放区和革命队伍中抽调到南方新解放区接管政权、开展工作的干部。他们都是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甚至战争考验的人，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人们觉得他们简直都跟天神一样。南下干部讲话都是北方口音，老百姓听来格外有威力，句句都可以断生死、定乾坤。当时全国范围的南下干部有数万计，他们后来就一直留在南方生活和工作，大都担任县以上领导职务，至老终生。
父亲曾经告诉我，在我家留下水壶的这位“工作同志”名叫李凤坤，就是一位从河北南下的干部，当年带着工作队到我们姚店区搞土改，人称“李主任”。他的实际职务是区委书记，后来是县委副书记。“李主任”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具体的情形，我记忆里没有印象。大概是他早出晚归、工作很忙，小娃子家难碰面。他之所以在我家住过，估计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我家就住在农会隔壁。我祖父早亡，祖母带着父亲一直跟曾祖父母、还有二爷爷二婆婆一起生活。直到父母生了我，一大家人还是住在一间茅草老屋里。土改时农会一考量，就给我家又分了几件房子和几亩土地，于是我们就分家过，分开住。这新分的房子是一栋并排两个“天井”的大屋的三间偏屋，过去做过私塾学堂的。母亲用背篓把我背过去时，我看到那房子很高大空荡，一间屋做了父母和我的卧室，一间屋祖母住着兼做厨房，中间一个过道里摆着母亲的织布机。有时我在天井边玩着玩着，会突然听见有敲钟的声音。喊大人听，他们说我瞎说，其实千真万确。那真是很奇怪，我至今也不知道这种奇怪的现象能否得到科学解释。那大房子东头住着一户姓谢的人家，中间住着姓周的两兄弟，偏屋天井后面还住着一个陈婆婆，她就是原先私塾先生的遗孀。大房子中间的正屋有一段时间用来做了农会开会的地方，“李主任”开完会就在我们家休息吃饭，比较方便。
二是“李主任”很看中我父亲。我父亲名叫曹启森，个头有一米八高，为人忠厚正直，又有小学文化，在当时的农村青年中是很出众的。他把我父亲当重点培养，介绍他入党并参加工作。父亲后来历任宜都县农业银行行长、古老背（现猇亭）区区长、聂家河区区长，1989年从县电力局局长位置退休后即去世，才61岁。“李主任”实际上是我父亲一生遇到的大贵人。
李凤坤同志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调到县里去了，也许是用不着水壶了，以后也就没到我们家来取。多少年，每当我看见这个水壶，就难免联想到它的主人。
我虽然不记得“李主任”当时的模样，但他在我们村领导开展工作的情况，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还是很深的。我们村里清匪反霸，斗争地主、土改分田地，都是在他带领的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如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描写的那样，工作队扎根串连，把贫下中农动员起来成立农会，组织民兵队伍，然后就轰轰烈烈。
“李主任”在农会开会时讲话，与会者都听得很严肃认真。记得有一次我祖母和我母亲到对面山冈上一户人家“梳布”（一种纺织活），很久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等得急了，就哭闹起来。当时隔壁正在开会听“李主任”讲话，父亲听见我在这边厢哭，影响开会，就过来训话我。他说着用手一推，我就栽倒了。恰巧额头撞到石门槛上，顿时起了一个大血包，我越发大哭起来。父亲没办法，只好把我抱到屋外去哄。可是我的哭声很大，对面老屋里的曾祖母居然听见了，拄着拐杖过来看究竟，一看心疼得不行，当场就打了我父亲几拐棍。父亲狼狈逃开，急忙又去会场听“李主任”讲话。那血包后来在我额头上留下伤痕，至今还在。
我记得当时村里许多热火朝天的情形。我看见民兵们扛着梭镖下操，看见大路边修起哨台，夜晚有民兵站在里面放哨，行人路过他们就会喝问：“哪个？”。我看见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看见贫下中农喜气洋洋“分果实”（就是把从地主家没收的家具衣物分给穷人），看见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扬鞭催牛，耕地播种，看见秋天丰收后农家谷屯上贴着“五谷丰登”。我听见村里原来那些穷苦的青年农民、家庭妇女、放牛娃都眼眉吐气、唱着工作队员教给他们的歌曲，有“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有“岩板上开花岩板上红”，我也跟着他们学唱。
村里还办起冬学，就是冬闲的晚上教青年农民学文化。我母亲也去学过识字。可是我经常哭吵着要跟着她去。她带我去过，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字要大家跟着念，我也尖声奶气地跟着念，而且声音很大，搞得哄堂大笑。后来她不带我去了，我就不让她去。母亲当时很年青，也很想求进步。母亲很无奈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揪心。
“李主任”在村里培养了一大批我父亲那样的积极分子，后来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在乡村担任干部，这些干部就是所谓“土改干部”。“土改干部”在基层风风火火地领导农民开展互助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除了极少数有文化的土改干部后来提拔到县以上领导岗位，绝大多数都一直在乡镇一级工作到老，他们始终都表现得很忠诚积极，特别听话，特别能吃苦。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土改干部的小说，但担心现在的读者不会感兴趣，至今没有动笔。
有好长时间我经常听见人们提到县委李凤坤书记，听了觉得很亲切，可我记不起他的模样。我记忆里亲眼看见李凤坤同志是1955年，当时我已经读小学二年级，放假后到在古老背任区长的父亲那儿去玩。一天，区公所在小学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父亲把我带去了。他上主席台，让我站在台下不要动。过了一会他站在台边讲话，我听见他讲话的声音很大，却听不明白他讲的内容，只看见他穿着布鞋的双脚不断掂起来，那一定是很精神振奋的。后来，县委李书记到宜昌开会回来路过古老背，父亲和他一起吃饭，还喝了一点酒。我原来以为他很高大魁梧，一看却是中等身材瘦个子。但是他讲话很清朗，两人谈笑风生，还不时逗逗我。我想告诉他，你有一个水壶还留在我家里，但我不敢说。
李凤坤同志后来调到省里工作，但是宜都许多干部群众都记得他。我父亲去世前还去探望过他，我祖母在世时也时不时提到当年的“李主任”。他留在我家的那只军用水壶也一直用来装菜种子，春天撒在园地里长出绿芽，张开菜叶，又开花结子，年复一年。直到我祖母去世，我们全家搬进城里，那水壶还留在老屋里。
如今，李书记和当年的“南下干部”大多去世了，包括他们培养的“土改干部”也在世不多了。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所从事的工作，人们现在有许多评说，可无论怎么说，这一代人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奉献和牺牲、特别他们的理想精神和奋斗热情，有着不能改变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