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撰文认为赵本山退出央视蛇年春晚是“通俗文艺”的“叫板”，那么，当他进而声言退出小品舞台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罢演”！

　　一个素有中国“小品王”之称艺术家居然宣布退出小品舞台，这分明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事件。对此，世人到底当如何看待、作何评论？难道仅仅是因为和央视春晚剧组的关系问题？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难道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对小品艺术的热爱和创作能力？难道这真的是意味着小品艺术发展中的换代更新？媒体的诸多猜疑解读和评论都在有意无意地绕开问题的实质、掩盖当下文艺思想上存在的深刻矛盾和困境。

　　本来，赵本山自己已经把问题说得相当明白。他说，今年备战央视春晚的第一个本子是《小偷》，后来央视通知我不能用了，觉得不太妥当，第二个本子《中奖了》还是不妥。言下之意，显然是对自己“乐得够呛”的作品被认为“不妥当”不能苟同，所以他拒绝修改，而而且把这两个“不妥当”的小品照搬到省台春晚演出来公然“叫板”！那么，他为什么要进而干脆宣布从此退出小品舞台呢？他与郭德纲对话时直接把问题的实质摊开了：“我希望人们不要用‘雅’来蔑视‘俗’，让我高雅真的很费劲，让我雅起来就等于假起来。”这就是说，这位农民艺术家意识到，在整个文艺舞台（不只央视春晚）形成巨大的压力强迫他弃“俗”从“雅”的情况下，要坚守其民间讽喻艺术固有的“俗”的路线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当“让我雅起来”实质上就等于“假起来”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扼制窒息小品的艺术生命。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用罢演来表示抗议！

　　作为一名文化时评作者，对于赵本山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涌现的农民艺术家奇迹，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文艺舞台上出现的这位“小品王”奇观，我曾经持续关注多年写过多篇评论。择其要者，2004年，当他为一位弟子在央视节目中的表演被主持人非礼中止表示抗议时，我在人民网发表《赵本山的骨气》表示支持；2011年，各大网站发表转载了我的《赵本山和文艺的泛娱乐化时代》一文，对其迎合低俗娱乐化倾向提出过尖锐批评；2012年春节，新华评论发表我的《赵本山的疲惫不是一句笑话》，对他热衷于商业化而导致艺术创作衰退而表示担忧。但是今天，当这位农民艺术家和中国小品王用“罢演”来为他的艺术风格和主张抗争的时候，我不能不对他表示支持。

　　我的支持并不是说赵本山的农民艺术、通俗文艺不需要提高、而要去迎合低俗娱乐化，而是说他的农民艺术、通俗文艺在文化多元的格局之下、在理应百花齐放的文艺舞台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他所坚守的艺术风格应该具有独立性和存在价值，这同反对低俗和泛娱乐化根本不是一回事。从这个角度看，我非常赞成赵本山的呼吁，确实，“人们不要用‘雅’来蔑视‘俗”，更不能用所谓“雅”来强迫艺术家尽说假话瞎话，让文艺舞台严重脱离社会生活世界和人民的真情实感，一味虚幻梦影、恍如海市蜃楼！这不仅涉及文艺方针问题，也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的自信和开明包容的问题。事实上，不仅是在小品问题上存在这个问题，在对待相声、漫画、杂文等讽刺性文学艺术上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当人们普遍赞赏央视《星闻联播》开始“说人话”进而要求春晚（其实也包括所有文艺舞台）也要“说人话”的时候，我觉得赵本山的呼吁更值得人们重视，他的罢演也应该得到同情和声援。

　　赵本山其人其小品作为一种讽喻艺术，不仅有着深厚的民间通俗文化的根基，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渊源。可以说，《诗经》的十五国风就记录着它的原生态，而楚人优梦等讽谏滑稽人物就是其鼻祖，而近现代的相声、漫画、杂文等因为都有与其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作为这种讽喻艺术的基本特点，一是它必须具有搞笑取乐的所谓“俗气”，二是它必须具有讽刺性。也就是说，它天生就不是“歌德艺术”，天生就不是庙堂之上的“黄钟大吕”，而是一种代表下层民众情趣和社会正义感的艺术表达形式。正因此，只有在摆脱了极左文艺禁锢后的改革开放的文艺舞台上，这种传统的讽喻艺术才得以发扬，这种小品才得以出现在央视春晚舞台，赵本山才得以成就其辉煌。如果人们在对待雅与俗的问题上报以偏见，无视民间通俗文艺的特点，用“雅”来蔑视其“俗”，打着“雅”的旗号来压制其讽刺性，那就势必使这种讽喻艺术从根本上失去生存的条件。在强调继续改革开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让小品艺术处于这样的困境，让小品王赵本山感到如此重压，其实是很不正常、很不应该的。

　　因此，对于赵本山的罢演小品，我们应该感到沉痛，我们应该深刻反思。我希望赵本山的这次抗议能够促使文艺舞台正确对待“雅”“俗”问题，以开明开放的态度给小品舞台以宽松自由的空间，带来和整个文化艺术真正的大繁荣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