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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应基本重申了12月10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符合我国实际”、“虽然也有不同意见，但看来已成普遍趋势”、“不会对就业有多大影响”、“现行退休年龄明显偏低”等观点。

实际上，胡晓义副部长在大谈“符合我国实际”的同时，已经忽略了中国的一个最大“实际”—13亿人口背后的强大就业大军。他说“目前世界上170个国家和地区中，正常退休年龄，男性集中在60岁和65岁，女性集中在60岁”，却忘记了全世界唯独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13亿人口的现实。在13亿人口这个数据背后，谈论人口、劳动力、延迟退休等“人”上的所有问题，任何国家与中国都没有可比性。

一个残酷的现实，胡晓义副部长虽有“辩解”，但也基本承认了这一点。每年离退休人员有六百到七百万，退休延迟一年每年吃掉六七百万年轻人就业岗位，占到每年实际新增就业1200万人次的六成左右。况且，人保部数据显示，每年实际需要就业人数高达2200多万人次，即：实际就业缺口最少1000万人次。实际数据已经证明延迟退休对就业影响是巨大的。就业乃民生之本，因为延迟退休导致出现的民生压力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稳定大局。

胡晓义副部长说“2012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情况，比前年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了345万，这一重要信号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但这不但不意味着是延迟退休年龄的理由，而且还要好好把握劳动力这个变化机遇从而促进调结构、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分配制度改革，夯实经济持续性增长的消费拉动力基础。如果贸然延迟退休年龄必然对调结构和分配制度带来两大负面影响。

我国经济长期处在粗放式发展模式下。主要表现在，在政府主导的大投资模式和出口拉动模式下，从生产要素上看，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性利用开发，对资源能源等要素的竭泽而渔式利用，最为严重的是对劳动力资源最为廉价的使用。长期以来，大部分企业依仗着我国充沛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依仗劳动力就业竞争异常激烈，导致劳动力成本异常低廉的情况来降低商品成本，使得商品价格出口到国外具有极强低廉价格的竞争优势。大部分企业躺在廉价劳动力成本上睡大觉，根本没有创新动力和技术进步压力。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就可一招竞争致胜，何必进行技术创新呢？

对于中国经济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调整经济结构现状来说，劳动力绝对数出现下降拐点，劳动力供给适度趋紧，成本适度上升，并不是一个坏现象，反而能够倒逼企业加快经营转型，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是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失去的竞争力。比如加大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单位劳动力技能和效率；创新生产设备，节约高效利用能源资源和土地成本；创新开发科技含量高、品牌叫得响、竞争力高的新产品等。

假如在劳动力刚刚出现供给拐点之时，就匆忙延迟退休年龄，必将抵消掉难得的、市场化机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要素生产率创新的机会，最终延误调结构之大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将分配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决定》明确指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力供给出现短暂性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报酬提高，完全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正好契合了分配制度改革的要求和方向，是求之不得的。中国劳动力报酬和居民收入水平不但与高物价高房价不成比例，而且完全不配世界经济总量单一国家老二的地位，中国的收入差距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反差太大。在国家对收入差距过大和劳动报酬过低长期无能为力情况下，市场机制终于看不过去发力了，使得劳动报酬刚刚出现一些上涨曙光，岂能着急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将其扼杀呢？

胡晓义副部长说“渐进性延迟退休年龄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的举措”。其实，延迟退休年龄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市场化的劳动力供给机制，一个退休年龄限制是挡不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增大劳动力供给的。比如：既是退休人员，只要身体许可完全可以被返聘到工作岗位。这时，这些返聘人员已经有退休金保底，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愉快工作，企业也不必承担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也减轻了。当然，唯一不好的是，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了，官员的官帽不能多戴几年了，特权不能多维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