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亚洲一些国家吸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却增长缓慢，甚至陷入经济滞胀和衰退。
全球金融危机也令人对发达工业国家所信奉的新古典范式产生怀疑，而且也的确应该如此。市场的局限性远大于它所显示出的——即 使是发挥较好作用的市场经济，就他们本身而言，既不是有效率的，也不是稳定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唯一没有反复多次出现过危机的时期，是大萧条之后 的那段为时不长的时期。在此期间，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采用并加强了金融管制。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也是一个快速增长、同时还是一个增长成果得到广泛分享的时 期。
政府不仅有制约作用，而且在促进创业、提供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保证能获得教育和资金的机会、支持技术和革新等方面，还起到了辅助和推动作用。
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有环境的外部性也有与系统性风险相联系的外部性，这一点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证实。过去20多 年的研究，已经对诸如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之类的市场失灵的后果进行了探讨，并发现这些不完善源自于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也提出了一套救济方案，在一些国 家，某些时期，这套方案显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像印度这样的一些国家，对金融部门实施了有效的管制，因而得以保护自己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
针对政府应该如何引领经济的发展，林毅夫提出了指导意见；他强调，他们应该努力按着符合其比较优势的方式重塑经济。问题是构成比较优势的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是内生的。瑞士在钟表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其地理环境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资本可以完全流动，所以除农业之外，自然资源禀赋不需要为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提供依据。简言之，没有理由说明国家需要按常规所定义的那样将自己限制在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模式之上。更重要的是知识和创业精神的“禀赋”。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放在如何增加和形成这些禀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