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长存。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古老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漫长的旅程。——歌德

　　历史病：官僚机构及人员的膨胀和腐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在冀州之野决战。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形势十分严重。黄帝使命令一个有制服大雨本事的女儿下凡参战。果然，天女一到，大而乃止，遂杀蚩尤。但是，施展出混身解数的天女自身也被这种本事所毒化，她变为一个秃头旱魃，从此再也上不了天。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深刻的哲理：人们在解决某类问题时，采取一种看来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但对这种措施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却又显得惊人地无知。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建立了控制整个社会的官僚网，有效地控制了小农经济分散性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造就了封建大帝国的繁荣，但它也带来了特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

　　一般说来，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时，官僚队伍饺小，而且较廉洁，机构效率也较高。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机构和官员越增越多，冗官滥吏就象官僚机器中的废物那样，越积越厚。最后，造成官僚机器生锈、腐坏。

　　历代官僚数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十数倍。例如公元627年，精明的唐太宗省关官职，偌大一个大唐帝国的京都—一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六百四十三至七百三十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三十年后，高宗显庆年间内外官员膨胀到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到元和年间（8O6—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一百四十四万计算，平均每七户就要供奉两个官员。宋朝官员膨胀情况更为惊人，从仁宗皇佑到哲宗元佑四十年间，就外官而论，节度使由三人增加到九人，两使留后由一人增到八人，观察使由一人增至十五人，防御史由四人增至四十二人。其他几类官吏，从景德到元佑八十余年间的增长情况。

　　明初洪武时，文武官员为二万四千余名，一百年后宪宗时膨胀为八万余名。机构的膨胀也很快。以蓟镇为例，原为一个机构，到神宗时，把边分为镇，一镇又分为三路，各路均设机构。这样．机构为原来的十二倍，设官为原额的二十倍。

　　宦官系统也是处于不断膨胀之中。洪武初年宦官尚不满百人，明中叶已达一万余人。

　　明古国时，仅宫内阁人就有七万，加上全国各地的共有十万。阉宦自成系统，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为宦官机构服务的爪牙更是多如牛毛。世宗时，第一次就裁革锦衣卫的三万余人，第二次又裁去十四万八千人。

　　在官僚机构申，吏员（办事人员）一般说来，大约为国家官员的十余倍。东汉时按官制定额，内外文武官员为七千五百六十七人，而吏有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吏约为它的十九倍。唐代官吏总数为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时，其中官员为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吏也为官的二十倍左右。如果王朝初期官员人数在一至三万左右，到本期膨胀数倍达五至十万左右，那么吏员也就相应膨胀为百余万人了。这确实是十分惊人的。

　　为什么官僚机构和人员会不断膨胀呢？我们知道，宗法一体化结构为了对整个社会实行强控制，没有足够的官吏是不行的。在王朝初期，人口较稀少，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不那么尖锐突出，而且行政效率较高，官吏数量一般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成倍地增长，耕地扩大了，城市繁荣起来了，相应的管理事务也必然会增多。因此，官僚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自然趋势。最近，有的经济史研究者提出，以公元180年行政管理效率为基准，当时全国人口六千万，县数一千一百八十，平均每个县为五万人。“要想维持这五万人口为一单元的基本行政效率，在875年时就需1600个县，119O年需有2200个县，…185O年则需8500个县……”对这种算法，学者们争议很大。但从行政事务与人口增长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官僚机构的膨胀，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里必须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管理人员增加的自然趋势并不是封建官僚机构和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以宋代景德年间（1004～1007年）至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

　　官员增长速度远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人口增至峰值（清以前一般在六千万上下）后，就比较稳定了。而官僚的增长却如野马脱缰，并没有随人口达到峰值而停顿。这证明行政管理事务的增加不是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

　　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机构和人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官员已比初期增加十余倍了，但由于内部摩擦和腐朽，反而出现了官员匮乏的反常现象。万历末年，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有的中央官的缺俸竟达五个月之久。内阁大学士应有五、六人，实到办公的只有叶向高一人。给事中应为三十三人，实际只有五人供事。而湖广、河南、福建告缺巡抚。

　　另一方面，当时有上千名新录贡生长期滞留京城，向主事官员乞求任命。明末这种有官无人当，有事无人问的瘫痪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官僚机构已经完全腐败。大量官员挂官籍以支取官俸却不到职办事，官僚们因循苟且，结党以谋私利。官僚机构越腐败，所需的官员也就越多，膨胀也就越快。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东晋就是这样，其地盘根小，但官员数量在比例上超过其他王朝。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历史病在每一个王朝都反复发作？它又是怎样导致宗法一体化结构逐步丧失调节功能，使封建帝国日益老化而趋于崩溃的？

　　封建特权与低薪制

　　为什么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就象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团中变钝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又是来它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简言之，中国封建官僚机构是属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权力本身在剥削阶级分子那里就成为腐蚀剂。第二，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网，又不致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封建政府对官员采取了两种看来是互相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级划分的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得利用权力谋私利，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迎奉，拉关系，说假话，两重人格等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

　　确实，除宋代官僚俸禄特别优厚以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唐代官俸仅次于宋，以开元时为最高，大历时为最低。其中一品官与九品官的官俸差额，开元时约为十四点二倍，大历时约为六十二点五倍。唐代二品官实际所得，合米一百二十公石。

　　开元时正九品小官实际所得合米十公石。东汉最高级的二千石大官，每月货币收入不过十八贯，折米二十八公石半，最低级的小官每月实际得米仅有一点九公石。

　　官员仅靠官僚生活，状况将怎样？我们可以拿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普通纸商的生活作一对照。当时，一个名叫陈泰的纸商，供养家人共二十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为五千文。而一个九品官如仅凭官俸生活，年收入仅三万五千八百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每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象陈泰那样有二十四，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即使象宠妃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高势重，不可一世，如果他仅靠其司空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明代着名清官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日才买肉吃的。海瑞死于任所时，甚至贫穷到不能治棺椁，由同僚们相与捐金治具。

　　与低薪制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直接相关。唐代，只要是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高级官员特权更为明显。根据《唐律疏义》，六品官以下者原则上免本人课役，五品官以上的连同居者也能沾光免课役。他们有机会朝见皇帝，向皇帝推荐用人，住房可以“得制乌头门”。各级官员子弟能上何类学校也有规定。另外，三品官可以荫曾孙，五品荫孙。宋代特权更为严重，只要当官，除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职钱、禄粟、仆人衣粮（宰相可领七十个仆人的衣粮）、茶酒厨料、炭薪、盐、马匹的刍粟、添给钱、职田等等名目，此外还有相当高的办公费。当时，节度使月俸四百贯，公用钱竟达三千至一万贯。而一亩地仅一、二贯至二、三贯钱。这简直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清代八旗中的宗室，均为世职，世代享用，并在法律上享有宽刑、免刑等特权。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吏员虽不算国家官僚机器的正式编制，有的连薪金也拿不到。按规定来说，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但他们是封建政府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派摇役，捕人缉拿，及处理各种民事，管理市场、关卡，都是吏员的事务。于是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力。而且吏员不受官僚那种回避乡里，几年一调转的限制，形成“为吏者传袭及子孙”，进而造成“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北宋初年、全国吏员例不给禄食，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熙宁三年（1O71年）开始走吏禄，当时京师诸司，每年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五年后，熙宁八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十倍，达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但吏员们受贿贪污依然如故。宋代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吏员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杜甫在着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刻划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窬墙而逃的唐代恶吏的形象。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这样，一方面是封建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就造成一个使官僚机构趋于腐化的巨大势垒。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官僚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低薪制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当官。他们一旦当官，便攀就高门，扶植亲信，联络裙带，结成广泛而又牢固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网。然后，它便开始放胆地侵吞社会财富。汉哀帝幸臣董贤，唐代名将郭子仪，北宋末年的六贼，都是家财成万上亿，奴婢成千的大富豪。清代的和坤，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二万二千三百万两，相当于乾隆56年（1791年）

　　国家财政总收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的五倍！而他的一个家奴刘全的家产也达二十万之多。能做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的官僚，不过是儒臣的理想主义者。象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僚，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

　　尤其是官僚的荫补特权，它涉及官僚后代的利益，更是加速腐朽的催化剂。一个高官，凭借这种特权可以荫补多人，“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苗补特权使得那些只知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身居高位。这种人当官后，不会也不去过问政事，因此造成很多人支俸而不理事的腐败局面。清代鸦片战争时，依靠满族贵族身份当上官僚的奕山、奕经，被派到南方当靖逆将军。奕山到广东后只知收刮宝货，被称作“翡翠将军”。奕经到浙江，只以酒色为事，不离营，被称为“琵琶将军”（抱“肉琵琶”）。由这样的将军指挥作战，有何战斗力可言！

　　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一体化结构，国家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同时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务的权力赋予他们。而这些官员们本身又是封建剥削阶级分子，是土地的兼并者，私利的谋取者。他们获得权力，如虎添翼，可以更加便利和放肆地掠夺土地与财富。封建国家不能再造一架控制官僚机构的机器，这样，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事实上，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封建国家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加强控制。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又加速了腐化过程，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恶性循环，正如利用天女去战胜水灾，却又带来了旱灾那样，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使自身的调节能力逐步丧失。

　　皇帝的调节作用与权力金字塔

　　人们自然地会想到：既然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是使一体化调节能力一点一点丧失的慢性病，那么为什么不设立一种对官僚机构控制和调节的机制呢？

　　为了自身的存在，统治阶级总是竭尽自身的一切能力，来保持固有的社会结构。宗法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无论在官僚机构内部还是之外，都有一套企图遏制其膨胀和腐化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调节作用，这一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演化不断强化。

　　为了对皇帝的调节作用加以说明，我们可以对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作一简明的分析。

　　官僚机构权力金字塔机构。其中坚部分是儒臣——一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僚。

　　它的下面是办事机构和人数众多的吏员。它的上面是皇帝。此外，皇帝还带来两个旁支系统：皇室贵族和宦官。皇室贵族包括皇室宗族和外戚，宦官是内廷服务人员。这两部分人并不是一体化的国家机器的职能部分，但由于他们是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他们也能干预、参加国家大事。

　　皇帝居于金字塔之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君权神授的信条，这一权力来自天，因而皇帝又称为天子。皇帝的调节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维持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二是遏制官僚机构的腐化。皇帝的这两种职能，是克服官僚机构门阀贵族化，保持其调节作用的必要机制。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是依靠一整套选拔制度以及中央对官僚的调配、任免来实现的。如果选拔和考核儒生、任免官员完全由官僚机构内部的有关部门来完成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固化的权力中心。在小农社会中，官僚机构一旦失去流动性，官僚的选拔成为表面手续的话，各级官僚就会门阀化，演变为世袭贵族，出现象日本大化改新后官僚向领主演变的过程，从而导致一体化的瓦解。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外在的、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权力，来维系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

　　皇权正是这样一种权力。历史上有为的皇帝大都充分意识到和实行着这一调节职能。

　　他们任用贤相和有识之上，常常把一些资历甚浅而有抱负的官员提拔到高位上，使官员常处于循环流动之中。对选拔官员这一重要环节，皇帝更是不能忽略。明代洪武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公元1397年（洪武30年），儒生应试揭榜时发现考中的全部是南方人。举人们议论纷纷，向朱元璋告状，说这是因为主考人刘三吾是南方人，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大怒，把主考官白信蹈杀了，团刘三吾年已八十五岁，太老了，免死充军边境。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这件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皇权是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调节器，在维护一体化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遏制腐化方面，虽然官僚机构内部有相应的监察、考核官员行为的部门。但是，与上一个问题一样，因为监察、考核机构也是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官员也是封建知识分子，它对自身的腐化是无能为力的。例如，清初曾“大计天下”，考核地方官和京官，决定升迁去留。考核需通过官僚来实行，于是就出现了“各堂官考核司属，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钻营奔竞，弊不胜言”的现象。而皇权正是在官僚机构之上的监察考核的权力。

　　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都在整肃吏治，遏制贵族豪强、打击贪污腐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明初朱元璋就颁布了惩治贪污的条令，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即行枭首，甚至处以剥皮之刑。据说，有的衙门正厅，就摆着贪官污吏的臭皮统，以示警戒。对官员们调动时所允许带的辎重份量，都有严格规定。1384年，户部侍郎郭桓与中央六部以及地方官勾结，大肆贪污，赃款达七百万。朱元璋严加惩处，因这一案致死者达数万人。

　　正因为皇权在一体化政治结构中起着上述两种重要作用，所以自秦汉帝国确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之后，随着一体化结构的不断完善，皇权一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这是宗法一体化结构逐步稳固的表现。历代官制的演变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些原属于为皇帝私人办事或服务的机构，常常发展成国家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权力部门。汉代的内朝（皇帝的办事和服务机构）官员都属少府，尚书是内朝官员的头领。尚书官职不大，秩不过千石。国家大政由号称三公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尉掌管。但到西汉末年，内朝权力已很大。到东汉时大权已集中在尚书手中，相权低落，三公成为空洞而无实权的了，尚书成为朝廷主要命官。自明代以后，皇权更以绝对专制的形式出现。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制，又取消总揽兵权的大都督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周围的办事机构不断扩大，权力不断加强，都反映了皇权的放大。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必要调节力量，是官僚机构的核心。

　　但是，能否说由于有了皇权的调节作用，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以保证官僚机构长期有效地运转下去呢？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人类任何控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当人们引进一种新办法来解决某一类问题时，往往又会引进新问题、新弊病。正如童话中所讲的，魔法师让狗去看管羊群，为了监视狗不出差错，就命令一根棍子去监视狗，但怎么又能保证根子不出毛病呢？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调节作用固然是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控制力量，但是又怎么能够保证皇帝不腐化呢？事实上，由于皇帝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上面没有别种力量可以控制他，所以历史上皇帝往往成为腐化的核心。昏君常常是贪官污吏的总代表，是全国性吏治腐败的加剧者。

　　皇帝的调节作用和权力不仅造成皇帝本人的腐化，而且皇权扩大用以监督官僚机构之时，又把另一种破坏因素引入了一体化结构之中，这就是宦官与外戚干政所造成的一体化始构的自发破坏。

　　皇权的放大：宦官、外戚干政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机之时。翻开二十四史，吕氏夺权，武则天篡位，慈禧临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屡见不鲜。

　　再以宦官专权而言，从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十常侍乱政，唐代高力士弄权，到宋代童贯统辖禁军，明朝魏忠贤大肆威，再至晚清李莲英飞扬跋扈，宦官乱政问题一直很严重。历史上，外咸和宦官对一体化调节破坏大多起加速作用。为什么外戚宦官干政意味着一体化的自发破坏呢？从官僚政治结构来看，外戚和宦官本是一体化结构的异物。他们的来源与一体化结构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经过一定的仕途选拔出来的儒臣。他们有相当的封建文化素养，又经过国家机构的统一选拔，方能入仕参政。而外戚与宦官则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便参与朝政，从最高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体化结构的破坏。它使得儒臣与外戚、宦官在维护一体化还是破坏一体化的立场中，处于天然对立状态。这一点，外戚和宦官心里也很清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追求与其相应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要包围皇帝，设法使皇帝远离儒臣。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就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策略。

　　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

　　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便总揽大权。窦姓亲属及其党徒纷纷出任朝官与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

　　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了窦宪。结果宦官集团又借翦灭外戚势力之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宦官当权后，大事镇压杀害儒生，制造党锢之祸。以后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继外威窦宪——宦官郑众之后，还有外戚邓隲——宦官江京、李国——外戚阎显——宦官孙程——外戚梁冀——宦官单超，一直折腾到东汉灭亡。

　　唐代自公元820-826年，七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为宦官所杀。自唐宪宗82O年被杀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个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拥立的。这表明唐代后期，一体化结构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坏了。明代司礼太监刘瑾专权，于1508年将三百多名国家在职官员投入狱中，1509年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个官员的诰勅身份。刘瑾破坏一体化结构可谓肆无忌惮。他夸口说：

　　“满朝公卿，皆出我门”。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一体化结构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夹杂到一体化中来，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一体化结构的。皇权尽管在一体化结构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一体化结构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后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

　　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什么是无组织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这就是官僚机构腐化的弊病和中国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来自同一个母体。

　　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一体化结构把封建知识分子组织成官僚网，并赋予他们管理社会的权力。在一定时期内，官僚机构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但是，权力同时也腐蚀了他们。为了防止腐化和膨胀，在一体化结构中主权也就越来越强化。但从外部监督一体化的结果，造成宦官、外戚干政，长远来又破坏了一体化结构。总之，无论一个大系统怎样竭尽自己一切控制办法，却不能最终保证控制系统在长远不失灵。繁荣和稳定是一体化调节的短期后果，而官僚机构的腐败与膨胀又是一体化结构调节中长期释放出来的毒素。

　　这里，我们要引进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来描述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异化的现象，这就是无组织力量。我们将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无组织力量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是政治结构中主要的无组织力量。这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导致一体化调节功能逐步丧失，官僚机构老化衰朽，国家趋于崩溃。

　　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定型的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总是不断增长的。无论一种社会结构怎样牢固，调节能力如何强，但它内部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人口在波动，老一代去世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生产和物质文明在积累，人的改造自然、管理社会的经验不断丰富，统治者在更替，权力和财富在转移……。发展变化的潮流象海浪一般拍打着社会结构的固定框架。在短时期内，它不会显示出明显的作用。但在长时期内，它却能积累起不可忽略的社会效应，使得旧的社会框架无法再容纳新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控制调节机制都不是万能的，其不可控制的方面在长时期内积累起来，也会使这种调节机制丧失功能。

　　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情况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两个特点：一是不可逆性，二是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就具有的自繁殖性。所谓不可逆性，就是指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不可能在这个系统内部由调节机器自身加以遏制的。

　　虽然任何一架调节机器对它的调节对象是有效的，但对自身的朽坏无能为力。所谓自繁殖性，是指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犹如细菌繁殖，当其数量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就会越繁殖越快，具有恶性加速的机制。

　　战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可以很形象地说明无组织力量增长的这两个特点。一次，齐桓公与大政治家管仲去参观马厩。桓公问管马的人什么事最难？那人答不上来。管仲趁机说编马厩最难。因为第一根选了直木树立正直，以后根根梁都要跟着树直。如果第一根都树不直，以后根根就无法树直了。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管仲是用这个比喻向齐桓公说明国家组织原理。

　　我们知道，在儒家国家学说中，特别强调圣君贤相对治理国家的积极作用。孔孟曾提出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强调了道德的影响和组织作用。唐太宗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对魏征说过：“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但是，一个完全由正直的儒生按儒家国家学说组织起来的官僚机构，正如一个完全用直木编成的马厩一样，它们只是组织系统的理想状态。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贪官总比清官多，曲木总比直木好找，而一旦曲木混入马厩，那么曲木选曲木，马厩会越编越坏，整个系统就会越来越快地偏离理想的组织状态。在官僚机构系统中，皇帝是核心。他好比编马厩时的第一根木桩，对全局影响很大。昏君选奸臣，奸臣选贪官，贪官选污吏，上一级机构是否腐化，对下一级机构是否腐化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一旦整个系统腐败到一定程度，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不可逆性和自繁殖性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即使出现象唐太家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也决不能挽救一个腐朽王朝的覆灭。明末亡国时的状况就相当典型。

　　明末的崇祯皇帝相当有为，性格刚毅，一即位就贬黜魏忠贤，清除魏阉势力，起用东林党人，赢得朝野一片喝采之声。儒生们以为英主降世，明朝有振兴的希望了。但是，官僚机构中无组织力量已增长到不可遏制的程度，崇祯皇帝只好又依靠宦官。朝臣对崇祯的出尔反尔议论纷纷。崇祯皇帝诉苦衷道：“联御极之初，撤还内镇（宦官），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过疏无通论。……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崇祯皇帝明明知道重新任用宦党会加剧矛盾，但在整个官僚机构极端腐坏的情况下，又不得不这样做，真可谓到了穷途末路、非亡国不可的境地了。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已使封建国家机器完全丧失了功能。官僚机构、贪官污吏、阉宦奸党，已成为一个使封建国家致命的恶性肿瘤。只有对这个组织开刀，将其切除，新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重建。正如一个完全由乱七八糟的木头编的马厩，只好将其全部折除重编了。

　　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土地兼并

　　我们在第二章已说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地主经济得以繁荣的重要条件。那么，这种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会不会异化，会不会释放出破坏自身的无组织力量呢？会的，它造成历代王朝反反复复出现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

　　所谓全地兼并，是指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过程。土地兼并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自耕农。如果经济结构是以领主经济为主，自耕农很少，就无所谓土地兼并。二是自耕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控制，不会无限发展。三是土地自由买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欧洲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土地兼并就不明显。其早期农村公社中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自耕农。但由于农民对贵族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所以大量自耕农转化为农奴，并没有变成佃农。在中世纪欧洲典型的领主庄园经济结构中，领主是大土地所有者，佃农和自耕农比例很小。以十一世纪英国为例，农奴和奴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到十三世纪，农奴制开始瓦解，但自由农民和佃农所占有的土地比例并不高。所以，无所谓农民失去土地的兼并问题。另外，欧洲封建社会中，领主是大土地所有者，土地不能买卖，即使有土地集中过程也主要是地产（连同农奴）的转移引起的。实际上，欧洲土地兼并是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中才出现的。

　　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有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作用存在，问题就不同了。强大的国家调节限制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保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土地买卖。这种强大的国家调节本身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前提。为了和英国十一至十三世纪的经济结构进行对比，我们来分析一下宋代的阶级结构。北宋分客户和主户。客户是“食于富人而为之农”的烟农。主户分为五等，主要包括大中小地主，也包括占有土地的农民。最近，不少研究者，对主户五个等级的占地情况进行了分析。

　　再据梁方仲对公元980——－1099年有关数据的统计，求出了佃农在总户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五。这个数再加上主户中四、五等户，那么北宋时期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及烟农约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其中，“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夜’的自耕农以及半自耕农，当约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一般说来，每个王朝初期自耕农占的比例较大。正因为有大量自耕农存在，才会出现自耕农失去土地演化为佃农的土地兼并问题。这充分表明，土地兼并是封建大国运用一体化调节力量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所释放出来的毒素。它也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化。

　　虽然就内容来说，土地兼并不同于官僚机构腐化，但从产生的根源来说，它们都是短期有效的调节作用所带来不可克服的弊病。而自耕农、半自耕农向封建国家交纳赋税，“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土地兼并必然破坏封建统一大国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不在经济结构中造成新经济因素。所以说土地兼并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无组织力量。

　　必须指出，欧洲封建社会后期的土地兼并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不是无组织力量。英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农奴渐渐演化为农民，领主演化为地主。农民又分为“自由租户”和“公簿租户”。而富农阶级就是从自由税户中产生出来的。地主和富农又用金钱的手段买卖土地，造成土地兼并问题。英国到伊丽莎白时代，土地兼并大规模发生。公元1561—160O年间，二千五百个庄园中有三分之一换了地主，160O—1640年间，则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主更换了。有些郡的土地地主变动率达百分之四十。这时，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了，土地兼并则成为破坏封建经济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必须的环节，它并不是只有破坏而无所建树的无组织力量。同样，日本的土地兼并也不是无组织力量。判断一种因素是否是无组织力量，不仅要看它的本身，而且主要须看这一过程发生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要看它是不是社会结构调节作用自身的异化。

　　土地兼并的自发趋势和受控阶段

　　土地兼并这种无组织力量尽管与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具有不同的内容，但发展过程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们都表现出自繁殖性和不可逆性。它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受控阶段和恶性增长阶段。我们先谈谈第一阶段。

　　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土地是可以买卖的。贫者出卖土地，富者购入土地。

　　草文君和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私奔后就“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有的人靠在山中经营牧羊事业也成为地主。如卜式就是“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早在汉代已出现土地买卖的文书。近年出士的《居延汉简》就有这样的文字记录，有人用九百钱购买奴田三十五亩，如丈量后亩数不足，卖方须还钱，签字据时有旁人作证。这种田产易主，兴废无常的土地买卖引起的自发兼并趋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就是古人对土地兼并自发趋势的概括。

　　然而，土地兼并的自发趋势虽然有加速的现象，但它总的说来还是一种比较缓慢的连续的过程，不会突然造成土地危机。为什么呢？因为自发兼并趋势内部就存在着控制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如田产家财继承关系上，不是集中传于一个儿子，而是分家分产的继承制。经营不善，或挥霍无度，也会造成破产而出卖田产。史书上有不少大地主自行解体的记载。前面说到那个靠畜牧业发家的卜式，他的弟弟本来分到了全部田宅财物，但弟弟是个败家子，数年后“尽破其产”。所谓“鬻庄而食”、“鬻书而食”、“卖奴婢而食”的“三食之辈，何代无之”。唐代”[李]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财，广第舍田产”，但是“殁数年，子孙骄纵，赀产皆尽”。甚至象着名的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他们“皆辛苦立门户”，也免不了“悉为不肖子败之”。有人赋诗叹曰：“庄田置后频移主，书画残来亦卖钱”。正是对这种地产不稳固的分解现象发出的感慨。

　　自发兼并趋势不会急骤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封建大国的强控制。封建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的统一和强盛，一方面要允许土地买卖，以防止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蜕变；另一方面又要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一旦超出了界限，封建政府就要对土地买卖加以限制，甚至进行打击。在一个王朝新建时，国家把大量无主荒地分给农民，分配原则是按农户劳力多少。这种名义上的均田，最初确实起到了抑兼并的客观效果，维持了大量自耕农的存在。近年在敦煌、吐鲁番出土了一批唐代前期户籍地籍残卷，它的格式是先把下每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年龄、性别、身份以及与户主的关系，下面就登记各类土地的数量，应受田数，已受教，居住园宅用地，以及每一块土地的性质、数量、位置，非常具体。国家“每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里正要负责清查登记管理户籍主地情况。这种把户籍与地籍连在一起的状况，说明在王朝前期，土地的自发兼并趋势确实是受到国家有效的控制的。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不可能牢固并持久地把户籍、地籍控制住。唐代中后期，户籍和地籍就日益分离，户口演变为丁口簿，地籍演变为砧基簿、鱼鳞册之类。这时，国家为了进一步控制因土地买卖而造成的兼并，常下令取缔土地买卖。唐高宗时就发布“禁买卖世业口分田”，玄宗曾下令“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若有违犯，科遗敕罪”。实际上，绝对禁止买卖又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起到限制的作用。而所谓限制，就是买卖土地必须由政府监督和允许。例如，唐代规定：“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唐至五代时，土地买卖已有契约，上面有“官有执法，人从私契，两共平章，书指为记”的字样。可见法律是允许土地买卖的，但又有所限制。唐代还规定，如果占田超过其身份等级所应占有之数，多一亩就要受到十大板的笞刑，多十亩加一等，等等。

　　儒家意识形态对土地兼并也起到抑制作用。从孟子起，很多儒生就把井田作为理想的土地制度。孟子勾画过一幅农家乐图：一家农民有一百亩地，五亩作住宅之用，盖房植桑，养猪喂鸡，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有绸衣穿，七十岁以上的有肉吃。农民们能做到“养生丧死而无憾”之后，又受点礼义的教育，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样，就实现了“王道”，国家可以安定繁荣了。这样“制民之产”以保国家，就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另外，儒家道德观念把保持祖业使其“基祉不衰”看作美德。汉代萧何就非常聪明，他购买田宅专挑僻远之地。因为他想到自己死后，后代节俭贤能，尚可保产业。如不贤，地在僻远也可“毋为势家所夺”。那些卖田产的后代，历来被视为不肖子孙。

　　另一方面，宗法家族结构，也是保家产续祖业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尤其自宋代以后，宗法家族制日益完善，出现了不能买卖的族田，对稳固宗法家族内部的等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宋人就说过：族田“百亩之田或传十数世而不失一”。虽然国家和一体化宗法结构对土地兼并进行控制，但是土地兼并的自发和受控阶段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

　　经济在发展着，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会使兼并的自发倾向加速。而国家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经济的控制并不是随之而加强，相反，这种控制是处于不断减弱之中的。在封建国家中，实现这种控制主要是靠各级封建官僚吏员，而他们本身往往就是土地兼并者，封建国家所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公”，与一己一家利益的“私”根本不能维持平衡，执法者对抑兼并政策的破坏就意味着封建国家对经济结构控制力量的削弱。这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会使土地兼并的潜流，突然冲决国家控制的堤坝，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于是土地兼并进入加剧、爆发危机的阶段。

　　危机爆发的突然性

　　历史上土地兼并所引起的社会危机的爆发，大多具有突然性。在王朝前期，这一问题并不很突出，但到了某一转折点，这个问题就突然爆发出来。如汉代，是在汉武帝统治时突然爆发的，当时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唐代均田制保持到代宗大历年间，但玄宗时土地兼并问题就爆发了。据史载，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超过西汉末年成帝、哀帝时期。当时，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明代土地兼并加剧的突然性也十分明显。明代流民问题是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爆发的，高峰期约持续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约有六百万流民，流民占百分之十。为什么说流民的突然出现能表明土地兼并速度的骤然加剧呢？最近，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指出，变为流民的绝大多数是自耕农，而不是佃农。显然这是由于土地兼并突然加剧，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又不可能立即转化为佃农而被社会吸收，农民破产速度大大高于转变为佃农速度。这就造成了流民问题以爆发的形式出现。这说明了土地兼并爆发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自发趋向发展。仅就自发兼并而言，因土地卖买是一个连续的经济过程，自耕农一破产往往就转为佃农，不致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土地兼并的骤然加剧，可以从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得到说明。

　　封建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对土地兼并实行控制，即实行抑兼劳保护自耕农的负反馈调节。但是，封建官吏同时又进行土地兼并，即有正反馈加剧作用。在王朝初期，官僚较廉洁，法令尚能贯彻，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抑制还占上风。但一旦官吏兼并加剧作用大于一体化的抑制作用，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一过这一转折点，就象缰绳断裂、野马失去控制，土地兼并问题便突然爆发了。”

　　控制论以数学的形式证明，某一系统内子系统之间互相抑制的负反馈调节逐渐减弱，变为互相促进放大的正反馈，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突变的关节点。

　　历史上，一个王朝到达鼎盛时期，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它是王朝由上升阶段转入维持和下降阶段的转折点。太平盛世的繁荣同时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侵吞挥霍财富，无法餍足的胃口使他们进一步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勒索。尤其封建社会里有政治势力的那一部分剥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可能在集中和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捞取大量油水。他们不仅凭借经济力量兼并土地，而且依仗政治势力强占土地。一旦这股社会势力张开了血盆大口，那就很难再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们的活动了。这部分人就是官僚地主阶级和与之有勾结的商业高利贷地主、恶霸地主。官僚地主是指在朝廷当官的士大夫地主，恶霸地主是官僚的走狗，其政治身份是吏或地头蛇的那一部分地主。

　　这两种类型的地主，在各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豪强、衣冠户、形势户或不课户等等。

　　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加剧，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一个重要规律：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只要各自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越出自己存在的子系统的范围，相互加剧，对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影响。

　　这就好比癌一样，只要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其他系统和器官转移，摧残整个机体。

　　无组织力量的汇流

　　从封建国家的长久之计来说，官僚凭借政权力量兼并立地谋取私利的行为是应受到限制的、汉代匡衡就曾利用封建特权，冒领扩大私有土地，犯了“专地盗土”之罪，被罢了相。唐代天宝年间，也曾禁止官员和私人侵占荒地，“并潜停客户”，“如辄有违反，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处分。”自宋代以后还有不许地方官在当地买置田产的规定。宋仁宗时，曾公亮曾因其父在其辖境内买田，受到了“滴监湖州酒”的贬职处分。清代对州县官中隐瞒土地者，十顷以上罚俸三个月，五十顷以上罚俸九个月，至百顷者降一级调用。但是，封建官僚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们一定会利用获取的政治权力，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侵占土地。

　　这一现象，历代王朝都很严重。汉代时，张禹就买田达四百顷之多。这些田“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之地。成帝时，有一个被称为“宿儒”的丞相翟方进，在侵占汝南鸿隙陂下良田不遂时，竟然利用职权破坏水利建设，致使田地枯旱，没有收成。东汉末期，更是豪绅、富商、世族、官僚、贵族横行的时代。老百姓有谚语道：“县官漫漫，怨者死半”。

　　唐宋时，那些被称为衣冠户、官户的官僚地主分子，“既恃其不差不科”的特权，“恣其无畏无忌”；“不推自置在田”，横行乡里，并利用权势包庇笼络富户，使他们“永绝差料”。宋代官户虽然只占总户数的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但他们是主要兼并力量之一。当时，一些上户有势力的人家，已享受免差役的特权，还要偷偷地把田产托于官户。这只是地方官和当地家强富户勾结，广占田地，欺压百姓的一种办法。

　　地方官除了和地方豪强勾结，利用权力购置田产以外，有的还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搜刮土地。唐初，。名担任过深州刺史的张长贵、赵士达，离职后在深州境内部占有膏腴之田数十顷。唐代许州长葛令严郜罢任以后，便在县西“置别业，良田万项”。宋人曾说，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真是“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

　　明代的诸王、勋戚、宦官以及官僚们兼并土地的情况更为惊人：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罢官回乡，在苏松地区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明代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户部对各地藩王的刍牧地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仅这一项土地里就有三千余须是强占农民的田产。景泰二年（1451年），贵戚汪泉一人占有土地达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余顷，即近二百万亩。景泰五年，权贵黄宏泰以奏讨方式兼并侵吞了相当于四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王朝，所以皇族、勋戚以及宦官宠臣在土地兼并过程中是特别突出的。根据嘉靖、万历，天启三朝一百年间《明实录》中有关王公勋戚文武大官兼并土地万亩以上的记载，到1628年，这八十八个达官贵人占地累加数已达到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四项，和明初全国耕地八百五十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二点六，和万历年间耕地面积七百零一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三。

　　八十八个人占地达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三。这充分表明了明朝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

　　除官僚地主外，还有大量为政府办事的吏员，他们的人数是官僚人数的十数倍左右。

　　这么大量的封建官僚爪牙，他们在本乡政府机构中服务，其中很多人成为地方豪强。中唐时，吏员已达三十五万人。而宋代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役人达五十三万六千余人。这数十万吏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形势户，但其上层是形势户，他们凭借着官府的力量对百姓敲榨勒索，无恶不作。唐代自穆家以至武宗以后，形势户在地方已成为一股相当嚣张的恶势力。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所发的一道诏书可以看出，当时形势户竟敢以坏地调换国家配给官员的职田，而政府亦长期不明真相，还强迫原来耕种职田的佃客纳税。形势户连官员职田都敢于变相地兼并，对农民的土地就更是明目张胆地强占了。五代十国的史籍中称形势户为“有力户”。他们“私事寄禁”囚犯，无视国法，还敢于不向封建国家交纳两税。在吏强官弱的宋代，形势户更是肆无忌惮地作恶。

　　南宋房州房陵人李政在农村当保正，为人顽滑健讼，侵田占地，夺人牛马，连官府也管治不了他。《来会要》中还记载着，有不少百姓因为逃避寇盗而离乡背井，回家后“形势户侵夺地界，不许耕凿”。根据《宋史》卷173《食贷志》可算出，形势户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此外，宦官攫取土地也是穷凶极恶的。明代皇室有大量皇庄。宦官在为皇室经管皇庄的同时，也向皇帝讨赏，趁机侵占大量民田。刘瑾弄权时，他手下一个叫谷大用的太监就强占民田达万顷之多。宪宗时（148O年）还出过这么一回事：一个管皇太子庄田的太监占了大量民田，引起老百姓向朝廷告状。户都一个员外郎前往调查，这个太监就对他说：如果你能把这些民田断给我们，我们保证让你升官！

　　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汇合，互相促进，恶性发展。这污秽的浊流很快就冲刷掉封建大国的繁荣的外壳，使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出来。最后，不仅广大农民破产，无法生存，就是小地主、一般下层上大夫也处于朝不保夕、穷困潦倒的境地。明代的皇庄占地相当多，末期更是惊人。如在成都周围的十一个州县，王府占去了百分之七十的田地，军屯又占百分之二十，民间（包括农民及小地主）占田不过百分之十。农民的构成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初期自耕农、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左右，到末期仅占不到百分之十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就这样，依靠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力量组织起来的封建大国，又被这种结构调节力量所异化出来的无组织力量瓦解，整个社会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王朝威信（天命）的丧失

　　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表现为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渐渐失去指导意义。王朝初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较适应的。但是，由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恶性发展，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指导管理国家的作用。朝廷上下道德败坏，仕途也失去了保证一体化结构的作用，成为一桩买卖交易。这时候，便出现思想混乱、纲纪崩环、小人麇集官场、理想主义者的儒生退避林泉、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于是王朝威信丧失，人们开始把种种自然灾变着作是旧王朝天命丧失的征兆。这样的意识形态占了上风以后，就充分显示这个王朝面临崩溃的危险了。

　　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是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我们知道，一旦封建王朝不仅把土地作为商品，而且把它爵禄位、功名也统统作为商品时，理想主义者的儒生希望通过读书作官报效国家的梦想便破产了。中国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到王朝财政困难的时候，如东汉末年，刘宏在鸿都门悬内外大小官爵的价格表：禄位为二千石的卖二千万文；四百石的卖四百万文；“公”卖一千万文……。曹嵩就是花了一万万文买了个太尉。崔烈贿通灵帝的媬姆半价买得司徒。直到清代，卖官鬻爵一直是封建统治缓解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康熙平三藩之乱时，就大搞这一套。金钱可以使人“显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入仕者如市中贸易。仕途的阻塞意味着儒家国家学说对于管理国家事务的指导作用逐渐丧失。一个王朝是否能把理想主义的儒生吸取和组织进官僚机构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官僚机构本身是否健全而有效率，能维持仕途的严肃性；二是这个王朝政府（包括皇帝在内），对理想主义的儒生是否还有吸引力。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合流，官僚机构腐化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个腐朽的机体便再也不能吸收较为新鲜一点的血液。这样，每个王朝后期便出现那种贪官污吏横行，官员们“非奸即迂”，不堪任用的情况，再也不能象唐太宗那样夸口天下人才“尽入吾彀中矣”。

　　本来，一个王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增多，更需要各种有用人才参预国家事务管理。但官僚机构已为昏官、贪官和势利之徒所挤满，他们压抑异己力量，大量较有德才的儒生，便落拓朝野，抑郁不得志。《精书·文学传》中形容过这种局面：“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隋末，一些名流文土，如大儒刘炫，名士王胄、虞绰，礼律专家潘征，诗人禇亮等等，不是被杀，就是被贬，还有更多的人与隋政府不合作。祖君彦等“自负其才”，而“郁郁思乱”。后来唐太宗能集会那么多有才干的名臣武将，就是吸收了隋末大量落拓民间的人才。实际上，这种人才危机在各个朝代末期都很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官僚机构再也不会推行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制民之产”的农桑政策和忠君保民的原则，儒家道德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趋炎附势，胁肩谄笑，成为升官发财所必备的政治品质。明代有这么一件事：太监王振得势时，有一个名叫王佑的美男子，没有长胡子。有一天，王振问他：“王待郎何无须？”善于察颜观色的王佑马上答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太监无须，乃阉割所致，而王佑自贱称儿不算，还说连胡须也不敢生了，讨好谄媚到作践自己人格的无耻地步。王佑就因为有这种本事，由工部郎中超擢为工部右侍郎。每到一个王朝后期，官僚们拍马逢迎，甘作两面派或乡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下层士人尚且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残酷压榨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儒家国家学说里，皇帝受命于天，皇帝有君临天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世间没有可以约束他的力量。但是“天”却要监视警戒皇帝。董仲舒在完善儒家国家学说时，就发展了这套理论。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对国君的行为有约束力，并可以通过天象显示出来。各种灾异现象，就是对皇帝做坏事的一种谴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到国君坏事做绝，“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所以每个王朝末期，民怨沸腾之时，便会出现针对王朝的民间舆论，其中有很多是宣扬现王朝天命丧失，气数已尽的。这一点，也是下层儒生的意识。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无法生活下去时，那种本于天命的五德终始的改朝换代观念，便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表明，这个王朝已完全被无组织力量吞没了。这时，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使会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