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似乎颇为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说法，说中华民族十分善于同化别人，不管你是怎样的“异族”，只要进入中原地区，我都会慢慢将你同化掉，最后让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总是觉得，这样的说法，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同化”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中“同化者”与“被同化者”都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说起这些事情来，又似乎一言难尽，甚至略显虚妄。

　　关注这个问题，一是因为对上述说法的“简单化”倾向的反感，二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冲突、“同化”和整合的问题，也大量地存在于企业中。许多发展中的企业，似乎十分需要关于如何实现同化、什么是同化的主因、同化过程中会发生什么等等一类的知识。而从历史上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似乎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借鉴的规律。而关注这个问题，又非一时之功。所以，先从基本资料的收集入手。

　　近日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先生著《光焰不息：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中，有“胡适与冯友兰”一章，其中涉及了胡适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对文化同化问题的不同见解：

　　冯友兰从经济结构的观点出发，把“东西之分”解释为“古今之异”。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上，当两种文化接触时，究竟何者收到同化，也是完全取决于经济。他说：“中国民族在以前所以能同化别民族者，并不是因为他有特别强的同化力，而是靠他的经济先进的地位。我是根本不信：说某个民族始终特具有一种能力的。只有经济的力量，才是最后的、决定的力。”

　　胡适则认为，两种文化在接触时，“选择去取”的标准，是遵循“优胜劣汰”这个公例进行的。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个方面的自身适应价值成正比：最不适用的，抵抗力就弱，被淘汰也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换言之，在胡适看来，文化的转型或变迁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不能以“经济”或其他的原因做唯一的或最后的解释。在他1937年发表的英文论文《中国的印度化：一个文化转借的个案研究》中，就以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为例子，来说明文化转借或相互影响的复杂性。他常用的例子是钟表之代替滴漏、枪炮之代替弓箭，是处在一个“适用”的基础上发生的，客观的标准是容易取得的。但饮食和信仰这方面的改变，就远没有滴漏或弓箭那么简单。在经过长时期的接触之后，有的被接受，有的则受到排斥，取舍之间，若以“经济”为唯一的解释，是不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