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薛忆沩的文字，是一种触电的感觉。重新检索人生的雷区，那不能触碰的柔软独自回到了记忆里，但，绝不是煽情。

　　一直在努力拒绝煽情。廉价的抒情与抑郁症这种知识分子病长得太像，有必要预防还没成为知识分子却先抑郁了。可以放心的是，薛忆沩不是抑郁型知识分子的人选。他大学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用小资们的“阶级划分”法来说，是典型的“理工男”，他还热爱长跑，崇尚健康生活方式，几无文人矫情的恶习。就是他，被称为文坛“迷人的异类”。他也自称“四分之一世纪在野”，他不属于任何作协，甚至从未畅销，迄今自豪于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出版10年内，曾经只有17个读者。

　　这位离群索居的旅加作家，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既定的生活逻辑，独自设计了别处的生活。从理工男变文艺男，从内地到沿海，从公职到独立写作，而今，异域的疏离并没有导致母语的隔膜，他把汉语用得更精准了。把数学题当作思维体操的他，还一贯地热爱哲学，这是他有别于一般文艺型知识分子的非典型特质，他的“文学”缜密得像方程式，可通约而不是喃喃自语，自说自话。

　　文字的好还不是最吸引我的，重要的是薛忆沩的生活方式。

　　“我总是在寻找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我拥有的物质可以少到什么程度，我的职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我的生活似乎是经过复杂的数学论证得来的。这种论证伸延了我关于生命的卑微本质的认识。”他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

　　薛忆沩终于把生活精简到了让他欢愉自在的程度。他找到了最好的藏身之处，便是在他的文字里。他的生活质量约等于写作与阅读质量之和。这让我直接跳到一部叫做“优雅的刺猬”的法国电影的场景里，地位卑微的女门房被出身富裕却古灵精怪的天才少女发现博学多思的一面，这个总在想办法躲起来的少女一脸艳羡地对女门房说：“你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藏身之处”。这是一句真心话，女孩没有撒谎也没有恭维。

　　一个貌不惊人、矮胖的中年妇女，做着门房的卑微活计，关起门来，竟然拥有满屋的书籍，是个能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女思想家。何等强大的心理能量，才能做到如此自洽而又不为人知。

　　薛忆沩同样是灵魂上的游荡者，他们都擅于给自己的精神觅一个妥帖的藏身之处。

　　容忍身份地位的“卑微”，放弃世俗化的路径安排，把自己放逐、隔离，远离喧闹和圈子，这不仅仅需要定力，更需要想象力。世俗的卑微与精神的高贵，成为了薛忆沩的伦理宗教。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命哲学：“一个能够领悟命运的神秘，领悟所谓的‘不可抗拒力’，领悟‘活着’的虚无本质的人应该会活得慈祥一点，有趣一点，利他一点。利他，是我极力推崇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卑微其实就是一种宗教。”

　　薛忆沩既是《优雅的刺猬》中卑微的门房，又是与门房在精神上相契相知的上流人士小津先生。女门房卑微却深刻，骨子里有优雅和孤傲，小津高贵却不傲慢，眼神里的仁慈、笃定昭示着生命的温暖。小津带来了精致的日本文化，与门房细致敏感的精神世界找到了融洽的沟通与慰藉，对外界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一扇只在丰富的心灵之间开放的窄门。

　　宽门还是窄门？源自一个宗教的训导。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门房太太荷妮在与小津先生愉快地共进晚餐之后，生命戛然而止。因耽于思考而有过自杀计划的小女孩芭洛玛突然间对死亡似乎有所悟：“重要的不是死，而是死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荷妮，死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准备好要去爱了。”

　　门房太太的“窄门”也许充满了法国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情调。而真实的中国作家薛忆沩“迷人的写作姿态”的确勾起了丰腴真切的另一种想象：生命情态的丰富，请用力想象，否则你不仅会错过薛忆沩，也会错过他笔下吟诵着《长恨歌》的90多岁高龄的外婆——关于中国式传统女性的印象。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在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垃圾”时，也许和我一样，曾经与这位非典型中国作家薛忆沩擦肩而过了。

　　薛忆沩倒是提到过顾彬，他在一次访谈中谈道：“圈子文化就是顾彬所批评的，从古至今一直有。因为很反感那个东西，就特别烦。就算在上世纪80年代，我也是游离于任何文学圈。从年轻时到现在，我和我的文学跟集体都没有太大关系，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文学，一个人的美德，一个人的路。长期在祖荫庇护下、集体主义笼罩下的我们，或许有点陌生，那是一条需要抵抗寂寞与充当异类的路。

　　这个夏天，一位母亲为儿子未能闯进高考的“宽门”而沮丧下跪了；上一年度，公务员考试人数规模达百万。俗世意义上的“宽门”与“窄门”同样存在，它们纠结缠绕，令人同情而无奈。

　　而我所知道的是，薛忆沩曾经爽快地答应了儿子退出学校教育独自学习的要求。这算不算是一种能量的代际传递？当我如饥似渴地搜寻与薛忆沩有关的资讯，我看到了他笔下的外婆的影像：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太太，90多岁高龄，如饥似渴地陶醉在她的“一个人的书海”里，我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