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的巴人世系考
徐南洲
巴人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指最早的巴氏族部落的名称而言；随着巴族的支系繁衍，势力强大，竟融合和兼并其他氏族部落建成了巴国，国内各族也因此而被称为巴人，这时它已属于广义，成为整个巴国族群的称谓了。
《山海经》记有巴人的世系，其文曰：西南有巴国。太吴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大荒海内经》)
显然，《大荒海内经》成书时巴人虽已立国，但此记载却是最早的巴氏族的世系，并非巴国族群内其他各族共同的祖先。本文的考述也仅限于此。
太吴，风姓，为东夷族属集团的一个部族。这个集团大体活动于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毗邻的一大片地方。①集团内还有赢姓的少昊，偃姓的皋陶等部族；其活动范围也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向更南的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发展。这些都是我们在下面的考述中必须涉及的。
① 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
白虎和鸟
“咸鸟”之名不见于其他文献，现仅按图腾考之。咸即■之省文，《尔雅．释兽》曰：“熊虎丑，其子狗，绝有力■。”可知咸或为虎之于，但不是被称为“狗”的虎子，而是出类拔萃、绝有力者；这只有白虎才配称其名。 《华阳国志‘巴志》曰：“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可以为证。古人崇敬白虎，特命其名曰“驺虞”，并引申为掌鸟兽的官。《晋书．楚王玮传》有“驺虞幡”，《宋书．礼志》有“白虎樽”，皆取白虎威猛之义。《诗．召南．驺虞》传曰：“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这不仅是嘉其勇猛，简直当作崇尚信义的瑞应之兽了，更可证其有不同凡响之义。作为“咸鸟”而言，除白虎之外，还有鸟的图像。疑其与吴越之地有关。
《越绝书．记吴地传》：“阖庐冢在阊门外，名虎丘。……葬之三日(按：今本作筑三日，据《史记》集解改)，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这只三天后跑来的白虎，应为土著氏族的祖先图腾，实际上也即是按当地的葬俗而雕塑的白虎石像。故传说秦始皇南巡苏州，曾拔剑击其虎，“一剑砍在石头上，把猛虎吓跑了”。①祭国王必祭白虎，这种葬俗巴人亦有之。《后汉书．南蛮传》曰： “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说明白虎也是巴氏族的祖先图腾，廪君死
① 廖志豪：《苏州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后，其魂魄要“返祖”。巴族墓葬，据《舆地纪胜》载：“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蜀中名胜记》也有记载(见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第3页)。这种“返祖”葬俗，我国少数民族中不乏其例。如解放前云南的景颇族，人死后，请巫师念词送死者的灵魂回到祖族的发源地去，其词语中还有具体的送魂路线。①廪君和阖庐死后祭白虎与景颇族送魂，在意义上是一致的。说明巴人与吴地的越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图腾和葬俗。
越地的土著则为鸟图腾氏族。 《禹贡．扬州》有“阳鸟攸居”之说。《越绝书》《吴越春秋》有“百鸟”、“鸟田”的记载。《论衡．书虚》则称“会稽，众鸟所居”。其他如《水经注．渐江水》、张华《博物志》等古籍文献中所记类似文字甚多。考古资料亦可作证。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到江浙出土的汉墓，其器物多见有鸟形图案和雕塑，兵器及其他青铜器也都镌有鸟篆体的文字符号。尤其引入注目的是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句践”刻作“鸠践”，疑其为少吴臣“五鸠”之族的后裔。②果此，则越地土著亦多属东夷族集团的分支无疑。
吴地有白虎图腾氏族，越地有鸟图腾氏族，其与“咸鸟”有关，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巴人与吴越土著有族源关系，还可从文化习俗等方面找到佐证。如吴越擅舟楫之利，断发文身，船棺岩葬等等，巴人亦擅之有之。③现仅以兵器的制作而言，巴、越同擅者有三：越人以铸剑闻名于世，吴之干将，越之欧冶皆为铸剑名师。
① 云南历史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② 林华东：《试论河母渡文化与占越族的关系》，《百越民族史论集．再沦越族的鸟图腾》，《浙江月刊》1984年1期。
③ 邓少琴：《巴蜀史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越绝书．宝剑篇》称欧冶“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所造的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巨阙五剑，为吴、越、秦、楚诸国之君王音相争藏。而巴人特制的柳叶式宝剑，也堪称锋利，为巴墓中最为典型的器物。此同擅者之一也。越人又以产钺著称，越族之名或即因此而来。巴人亦尚钺，例如四川巴县(现为重庆巴南区一一整理者注)冬笋坝巴人墓中，几乎每一座都有一两件钺出土，均置于死者头部两侧。此同擅者二也。①古代的盾牌，全国产地著名者有二：一在吴越，二在巴蜀，《释名》曰：“大而平者为吴魁，本出于吴”； “隆者曰滇盾，本出于蜀”，“或曰羌盾”，其实就是巴人板盾蛮所造的“板盾”。韦昭注《国语.吴语》曰“文犀之渠为盾也”。渠与魁一声之转。②可见川东的板盾蛮及其住地渠县皆当因造盾而得名。此同擅者之三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③，从祭白虎与做兵器这两件“大事”看，巴与吴越如出一辙，绝非巧合，应有族属关系无疑。
白虎与鸟图腾氏族的密切关系，可见于张华《博物志．异鸟类》，其文曰：“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升器，其户口径数寸，周施以土垩，赤白相次，状如射侯。伐木见此树，即避之去。……若有秽恶及犯其止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虎为鸟护卫，应是同一胞族内两个氏族有婚配关系在神话传说中的反映。
鸟图腾氏族，疑即巴族群中的鱼凫，或为东来的鸟氏族曾与巫山地区原有的鱼图腾氏族发生过争斗，最后鸟图腾取胜．故其图腾为捕鱼的凫，川东人称为水老鸹，其居住地可能即古庸国的鱼邑、汉代的鱼腹县即今奉节县东北之地。巴人中的白虎图腾氏族上文已说明为廪君之族。但廪君并非巴人的始祖。而系后照之裔，容后再作考述。
①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② 王先谦：《释名疏祁证》，卷7，释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左传．成公十三年》。
麋、■合体
“乘厘”也不见于其他典籍，仍从图腾求之。乘即窟，厘即■；厘、■同为来纽；乘、■同为舌音，故古音皆可通。《尔雅》释■为牝麋，释■为牝■。以麋、■为徽号的氏族，亦可见于我国东部地区。
《路史．国名记》称古有二麋国，一为高阳氏之后，即芈姓的麋子国，在楚地；一为少昊后裔的“李姓”之麋，当即指此。
《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曰：“越杀麋王，麋王无头骑还武里乃死，因留葬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城中午日不举火。”①
今本《武里春秋》无此条，但可见于《越绝书．记吴地传》：“巫门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时与摇城王周宋君战于语招，杀周宋君，毋头骑归，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城南，午日死也。”
两条材料情节基本相同，惟麋王与摇城王相混，当从古本《吴越春秋》之说；但从《记吴地传》可知，麋王所葬之武里
① 张宗祥校注：《越绝书》卷8，铁如意馆写本，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应在今苏州以北，疑即今无锡东二十里之古麋城。①
《论衡》也记有麋人之事。《书虚篇》曰：“海陵麋田，若象耕状”，指今江苏泰州一带，传说古有麋鹿能耕，类似“象耕鸟耘”之说。此事也见于《后汉书．郡国志》广陵郡东阳县条：“县多麋， 《博物记》曰：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旬日麋■。民人随此峻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这里的麋田、麋峻，实际上都是指高邮湖四周古代的麋族人所种的水稻田，犹如《交州外域记》所说的“雒民”耕种“雒田”一样，因其产量高，技术先进，故其事迹流传广远，后讹传为麋鹿耕种。所谓“象耕鸟耘”也属于这一类传说。②我们可以从中得知上古时代今江苏、安徽一带曾有过以麋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其地望与《越绝书》记载的苏州以北也大体相符。
麖即鄣族，今山东东平县的鄣城集或即其发源地，此处与太昊后裔的宿、须句邻近。大略鄣人后来从北向南播迁，到东周时已迁至今江苏北部。《春秋．庄公三十年》记有“齐人降鄣”， 《左传。昭公十九年》也载有“莒子奔纪鄣”，这两条材料，注家多以为指今江苏赣榆旧县北75里处的纪鄣城。③此时鄣人已成为纪国的附庸国。到战国时，今浙江安吉县北已有鄣人的聚落，两汉书称之为故鄣县，秦代曾于此设鄣县。《越绝书。记地传》曰：“鄣，故余杭轲亭南”，即指此而言。《山海经》的《海经》有三处提及“三天子鄣山”，其地望众说纷纭，多以为在安徽歙县或黟县境内，我们以为应以今浙、皖交界的东、西天目山和龙山为中心，其西、南相连的山也当在内。据
① 刘钧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麋字条、朐字条，凌云书房排印本。
② 徐南洲：《井田制起源于“鸟田”说》，《上海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4页。
此可知鄣人的活动范围甚广，北起山东，南迄江、浙，旁及皖、赣，都有鄣人的足迹。
麋与麿皆鹿属，故乘厘的图腾当为麋麖合体，或为巴人中之■族，因麖、鄣二字疾呼则成■音故也；这在巴国族群的图腾中也有反映。
蚯蚓与扬子鳄
“后照”之“后”即“朐”，古音后、侯、朐皆属群纽侯部的字，故常通用。《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宝鼎苑朐”，而同书的《孝武本纪》则作“黄帝得宝鼎苑侯”可证。又：《路史．国名纪甲》称朐为太吴风姓之须句，《公羊传》须句作“须朐”。朐人的发展也是由北而南。《水经注．济水》称，近山东东平县西北有朐城。朐城之东北方有战国时齐国的朐邑，汉代因此县县城临近朐山，故名为临朐。此朐山又名覆釜山，与浙江会稽古之覆釜山同名，疑为朐人南北迁徙之迹。今江苏连云港境内也有朐山，秦始皇三十五年东巡，曾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东门关，即指此而言。秦并因而于此地设置朐县，其地望在今连云港市西南。①再则太湖古名具区，疑即须句或朐的异写。《水经注．巨洋水》曰：“巨洋水即《国语》所谓具水矣……王韶之谓之巨蔑，亦或曰朐弥。皆一水也。”可知具、巨、朐古常通用。今浙江定海县北，有大、小衢山，古亦称为朐山。②古音侯部的朐、句、具、区、欧等字，多见于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一带的古地名、族名中，绝非偶然，应与民族迁徙有关。
① 《元和郡县志》卷11，《海州．读史方与纪要》卷22，海州。
② 刘钧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麋字条、朐字条，凌云书房排印本。
胸的引申义为蚯蚓，亦称朐忍，川东人称为曲鳝。《尔雅》称为■蚓。汉代巴郡置有朐忍县，即今云阳县西之黄泥溪。《十三州志》曰：“朐忍地下湿，多朐忍虫，故以为名。”考该地气温湿度及蚯蚓数量，与川东各地无异，说明未可据信，实系附会之说。按朐忍实为巴人的一支，称曰朐忍夷。《华阳国志．巴志》有“夷朐忍廖仲”云云，即可为证。云阳黄泥溪或曾为朐忍夷的聚落，故以族名称其地也。朐忍夷应以蚯蚓为图腾，甚明。
“后照”之照， 《御览》作昭。昭、摇为叠韵，亦通姚。《荀子。荣辱》“其功盛姚远”，《汉书，五行志》“远哉摇摇”可证。按地名，越有余姚；按氏族，越有“摇越”。《记吴地传》曰：“通江南陵，摇越所凿”，此摇越当为族名，为越族群之一支。同书又曰：“宿甲者……去县(按：指苏州)百里，其东有大冢，摇王冢也。”宿甲似本为摇族的故居。同书又曰：“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去县五十里。”说明摇人不仅有自己的故居，有先王陵墓，有自己的城池，而且还善凿渠，兴修水利。吴、摇之王室关系密切，所以吴王子得居于摇城。《史记．吴世家》载吴太伯之第十世孙为吴王“周繇”，或与吴王有血亲关系。繇、摇古通用， 《尔雅》“郁繇，喜也”，《古逸书．乐稽耀嘉》“酌酒郁摇”注曰：“郁摇，喜悦也”，即可为证。前引“摇城王周宋君”，或与“周繇”有亲属关系。吴与摇关系密切，与其人民杂居分不开。
《史记．东越列传》有“越东海王摇”者，司马迁说他是句践之后，姓驺氏。索隐以为不姓驺，当从徐广所说驺字应作骆。会证又引梁玉绳等人之说，称此摇王非句践之后。会证及索隐的考证可从。从上文可知此摇王当属原居于吴地的摇族，因秦并越后“废其君长”，摇王与越王同样失其称王之尊，故尔南逃至闽，所以后来乐于“从诸侯灭秦”，他本来就不是句践之后，所谓驺姓或为周姓之讹。
摇人之图腾当为鼍，即解。古字昭、摇、鼍、解皆为定纽可通。鼍、解即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特产之物扬子鳄。①因其声如鼓，夜鸣应更，故《埤雅》曰：“吴越谓之觯更。”《周书。王会》也有“会稽以鼍”的记载，明指其为会稽之特产。《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亦有“灵觯之鼓”，注曰：鼍，徙河切；又引郑玄曰： “■皮可以冒鼓”，按其音义，■即鼍的异名。《古本竹书纪年》称：周穆王三十七年，东至于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鼋、鼍，注家无解。鼋，疑为“皖族”。皖，《潜夫论》作“院”，即以大鳖为图腾的氏族，其地望在今安徽。鼍当即指摇族。皖、摇皆水居之族，善驾舟船，故《潜夫论》之摇作■，注家多以为讹，非也。穆王东征，中原人不识水性，故需依赖这两支氏族为之运输，否则“九江”无法渡过。《世本》说摇人偃姓，皋陶之后，亦当属东夷集团。
巴人中的摇族即指巫诞。邓少琴先生以为巫诞之巫，当从应劭“夷水出巫东人江”之说，指地名；诞当从《寰宇记》所说，应作■，巫诞即巫■。又引《大戴礼记．劝学》 “蛇■之穴”从王聘珍所说，觯即鲤。”邓先生之说极当，巫诞实指巫地之摇族。 《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放出巫诞也”，
① 丁静：《简明生物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0页。
① 邓少琴：《巴蜀史探索》，四川人民山版社1983年版，第6l-62页。
证明廪君实为摇人的后裔。“后照是始为巴人”的涵义是指：东夷集团的朐和摇两支氏族部落迁徙至巫山山脉一带(包括今之云阳)时，这两族才被称为“巴人”。疑巴最初当为地名，其范围当包括巫山山脉在内。
以上为文献资料的考述，下面试用考古发掘的器物以证之。
巴国族群的图腾，载于其典型器物之一的铜■于上，此图像可见《说文月刊》三卷四期卫聚贤《巴蜀文化》图三，整个图像为一椭圆形。中间蹲一白虎，作为巴国族群的总族徽。四周围绕着十组图像：其正下方也蹲一只白虎，独成一组，代表巴的嫡系氏族。有鸟的图像，鸟正展翅立于船上，似即将跃入水中的鱼凫，船上有人击鼓，鸟背上空有一星状物，共合成一组。也有麋麿的合体，古代俗称的“四不像”应即指此物，邓廷良君释为壤①，甚是，此为一组。蚯蚓系与蛇配成一组，这条蛇，类似一枚有柄的尖状椭圆树叶，过去或释为心、为蓓蕾，皆不如邓廷良释作蛇为是。盖其形呈三角，正与蛇头相似，叶柄像其身，与甲文中之“它”、“虫”近似，亦可为证。蚯蚓曾被释为手臂、手掌、象征权力等等，然而无法说明其物代表何族；试观其弯曲蜿蜒之状，正是朐忍之形。至于这一组图像后来随着巴族文化发展，衍化为手掌托着花蒂，又当别论。另一组图像为鱼及鼍。鱼下之梭形物，或以为是鱼的简图。既然鱼已鲜明跃然于上，又何须赘附简图，且其形并不规整，将它简化为菱形对称的图案，或为后来造字所需。若将原形与扬子鳄对照，则酷似其尖头长尾之状，显然应为摇人即蛋族的族徽。其他图像与本文无涉者，不再作讨论。
① 邓廷良：《巴人的图腾》，《四川史学通汛》第2期。
从上面考述的结果可以看出：最早的巴氏族虽来源于东方，以后逐步发展进入四川，但作为巴族群而言，内部族系众多，不必都属东夷集团之裔。据考古资料证实，旧石器时代川东地区已有铜梁文化，新石器时代则有大溪文化和忠县替井沟遗址等等，故巴人未到前，四川早有先民存在。并且最初的“巴”，当为古代川、鄂、陕、豫毗邻区的地名，后照之族到此之后才被称为巴人，以后建立巴国，巴地之名扩大，巴人之族亦增多。这种地名与族名相生相成之理，当为古代民族史中的通例之一。（徐南洲）
